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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40篇·《总编王维玲》_历史
  来源:  时间:2019-11-27 07:23  

  

第1640篇路《总编王维玲》
王维玲先生(1932-2019)


下十几位编辑,总编的工作量可想而知。每天挑灯审读对总编王维玲是家常便饭,可他什么时候都是笑呵呵,眼睛眯成一条线,不给我们一线编辑压力,但也不给我们一个松心的答案。王维玲在工作中1984年,王朔发表了《空中小姐》,接着又发表了《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这两部小说言情浪漫,风靡一时,所以王朔得了一个通俗小说作家的称谓。当时文学界对通俗小说持有偏见,认为纯文学才是正宗。《青年文学》的江湖地位仅次于《人民文学》,纯文学大旗必须死扛着。王朔几次投稿未获通审,直到《橡皮人》放在我桌上,我看了以后兴奋异常,琢磨怎么能够通审,将它刊发在《青年文学》之上。《青年文学》1986年11期我写了审读意见,很长,又与陈浩增主编交换了意见;主编说,小说是不错,可惜太长了,《青年文学》发不了。《青年文学》当时容量有限,每期规定只能发一个小中篇,字数限制在三万之内,可《橡皮人》有六万字。我当时想,好就不怕长,于是决定去总编王维玲家聊。那天下班后,我骑上自行车,备了一瓶酒,一进门就叫“王大叔”,因为我与总编的儿子春元非常熟,几乎天天见面。我在班上就叫官称总编,下班就叫大叔,以示亲切。王大叔笑咪咪地不多说话,听我一个人嘚波嘚地一通说。我有一个本事,不管熟人生人,可以一个人自己说上半天。那天晚饭一瓶酒下肚,王大叔终于吐口说,六万字对《青年文学》真是太长了,只能分两期连载;另外开篇的第一句不妥,要删去。这顿酒喝得我心花怒放,回家时一路高歌。《橡皮人》在《青年文学》1986年11、12两期连载《橡皮人》开篇第一句在当年十分出格:“一切都是从我第一次遗精开始的。”恰巧那一期《青年文学》我负责盯印厂,在三校结束后,我实在舍不掉这句很酷的开场白,就自作主张将删掉的这句话恢复了,并随手将打样寄给了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刊物《小说选刊》。那是1986年秋天,《青年文学》11月12月号破例连载,总编看了木已成舟的小说,只宽宏地说了我一句“你惹事我扛着”,这事就过去了。那时的领导多有担当啊!想想这件往事居然也过去33年了。下面的故事就像放花,《小说选刊》选载了《橡皮人》,从此王朔摘掉通俗作家的帽子;紧接着,王朔的小说集《空中小姐》出版,这是他人生的第一部小说集,三十多年前这是莫大的成就,而我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再后来,《橡皮人》改编成了《大喘气》,叶大鹰导演,谢园主演。据说这两年“橡皮人”一词又卷土重来,再度折射这个已充分麻痹的社会。王朔小说集《空中小姐》,责任编辑马未都《青年文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如日中天,每期都有好作品问世。因为每月一期,稿件需求量大,那时我们出版社有个创举,就是举办笔会,把优秀的作者集中起来,出版社出钱找地,一般都在外地,用上个把月的时间,攒一批好稿子,以解燃眉之需。左起:我、王维玲、陈浩增、周晓红(青年文学编辑)、铁凝(作家)游览祖国山水过去只能借助出差机会,我年轻时跑遍大江南北多是借笔会或组稿之机。参加笔会比外出组稿舒服些,有地方住,又管吃,大家每天神侃胡聊,个把月的相处时间,每个人的脾气秉性也都摸得差不多,这期间甚至备不住谁和谁还能好上。因为作家来自天南海北,职业五花八门,所以笔会生态特别好,各取所需。1982年青岛笔会,曲阜留影陕西有个作家叫邹志安(1946-1993),瘦高个儿,很风趣,惜英年早逝。陕西方言古老生动谐谑深刻,因此易出作家,故文学界有“陕军”之称。陕军可分为两类,一类巧言诙谐,贾平凹是其代表;另一类寡言凝重,路遥、陈忠实乃领军人物。邹志安算是前者,善说也愿说,聊天时滔滔不绝,夹杂着陕西方言中的笑料,让人忘了时间。文学陕军,前排左起:京夫、蒋金彦、邹志安、贾平凹 后排左起:路遥、徐岳、陈忠实、王蓬、王晓新大约是1984年,《青年文学》又办笔会,笔会一般都是二三十人,人多了少了都不合算。那回是我第一次见邹志安,很快就熟了。他随大溜叫我“小马”,那年月没人互称老师,真的没那么庸俗,我就是个编辑,有点儿初级生杀大权,但在年龄传统面前,我还是“小马”,不是“老师”。1984年海南笔会,摄于西沙群岛笔会期间,听说总编王维玲要来看望大家,作家们都有些兴奋。总体感觉是家长要来了。这类外出工作有领导探班的事并不多,所以作家们觉得机会来了,因为每一次笔会都有发表不了的作品,能和总编见个面喝顿酒总会有人情在,中国就是个人情社会,不讲人情一事无成。在总编到来的前一日晚上,邹志安来敲我的房门,说是和我聊聊天,瞎聊,没目的。那时住房条件差,房间小,左右各一张床顶墙,中间是个过道,邹志安进门就脱鞋上了另一张床,一副要长聊的架式。我们东扯西拉不知怎么就我上了闹钟,怕睡过了时间,但早上没等到闹钟响就一下子醒了。看了一下表,553分,还不到6点。立冬已过,窗外此时漆黑一片,我躺在床上,思绪拽到三十八年前,那一年是1981年,我26岁。

王维玲先生(1932-2019)我上了闹钟,怕睡过了时间,但早上没等到闹钟响就一下子醒了。看了一下表,5点53分,还不到6点。立冬已过,窗外此时漆黑一片,我躺在床上,思绪拽到三十八年前,那一年是1981年,我26岁。我插队由农村返城,进了工厂,当年算是一步登天。农民当了两年,工人干了六年,业余时间写了篇小说,幸运的发表了,那年月能发表小说,比今天任何网红都更加网红。我的处女作《今夜月儿圆》发表七十三天后,我正式前往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报到,当时文学编辑室主任是王维玲先生,那一年他49岁。1981年10月号《小说月刊》转载我的处女作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前身是开明书店,1926年由章锡琛,章锡珊兄弟在上海创办,编辑队伍阵容强大,夏丏尊,叶圣陶,丰子恺,周振甫等大家均在开明书店做过编辑。茅盾先生的《蚀》、《虹》、《子夜》;巴金先生的《家》、《春》、《秋》等,都是开明书店出版的有影响力的小说。开明书店成立二十周年时,除上海外,在北京、沈阳、南京、汉口、武昌、长沙、广州、杭州、福州,甚至台北都有分店,那时的分店都要购置房产,那摞厚厚的房产证装满一木箱子,我刚去出版社时还看见过,颇感神奇。茅盾《子夜》、巴金《家》 开明书店版开明书店在1953年时更名中国青年出版社,其文学力量依然强大。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十几年红遍全国的小说《红岩》、《红日》、《红旗谱》和《创业史》就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在出版社内部统称“三红一创”。这其中有两部书《红岩》、《创业史》王维玲先生都参与其中,特别他27岁时担纲《创业史》的责任编辑,与作者柳青交往近二十年,由书及人,如家人般情深义厚。罗广斌、杨益言《红岩》, 柳青《创业史》文学是一个社会的精神支柱。尤其在艰苦岁月中,文学如饴糖般能瞬间给人以力量。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在百年来精神最为贫瘠时代长大的,对于读文学书有着今天难以理解的渴求,继而对文学有着难以割舍的依赖。某种意义上讲,文学构成了我们这代人的精神框架,让我们从骨子里感到文学神圣。所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到了能够执笔创作的年代,千军万马都涌上了文学的独木桥,但能够抵达彼岸的少之又少,我算是幸运儿,闪转腾挪地进了文学殿堂,忝列文学编辑。1982年在泰山,左起:陈浩增、我、王维玲我进编辑室的时候,我的直接上司叫陈浩增,他是文革前的大学生,大我十五岁,这十五岁明显让我们隔成两代,他文我野,他熟我生;陈浩增的领导就是王维玲。我一个白丁,来出版社的那一年,赶上文革后高考的两届大学生还都在校读书尚未毕业,出版社青黄不接,我才能侥幸进入。当时全出版社我年龄最小,所以每天必须勤快,打开水拖地,然后再去拆解自由来稿,信马由缰地欣赏来自天南海北的投稿,每几天就会有大小不同的惊喜,那一代作家精英们都是在编辑们的手下脱颖而出,别无选择。编辑部成堆稿件和我当编辑是很辛苦的,只是当时我不觉得。每天面对海量的自由来稿,必须筛选出优质稿件,然后过五关斩六将地才能发表。那个年月不似今天,每个人可以随手将自己的作品挂在网上,可以先不论成败。那时想把自己的写作变成铅字如同彩票中彩一般,几近不可能。我们做编辑的,负责第一道筛选,按我的话说,就是趴在前沿阵地上用机枪扫射,绝大部分作品都死于机枪之下;待过了编辑这关后,主编又审一道,拿着大杆枪一枪一个地毙掉。主编会在我们的推荐意见上批复,否多成少,否定的再由我们负责退回作者,写封婉言退稿信外加鼓励,客套几乎成了套路;稿件侥幸过了主编这关,就会到了总编手里,我私下说,总编此刻掏出手枪,瞧哪个不顺眼,上去就是一枪爆头,于是乎临近成功的这篇小说倒在了最后时刻。那时中国人刚从十年禁锢中冲将出来,写小说可以说是全民爱好,有能力的写,没有能力的也写,而且创作欲望高烧不退。每天成麻袋的来稿堆积如山,让编辑们不堪重负。总编王维玲总编王维玲执掌的就是我们这么大的出版社文学编辑室最要命的一把手枪。他不仅要审阅文学编辑室的长篇小说,还要审阅我们的文学杂志《青年文学》。《青年文学》当年可是仅次于《人民文学》的杂志,中国今天尚在创作的有名的作家几乎都在《青年文学》发表过作品。我去出版社时,《青年文学》还叫《小说季刊》呢,三个月一本,以书代刊;很快文学大潮涌来,季刊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小说季刊》改刊《青年文学》,时至今日,回头一想,《青年文学》也近不惑之年了。审阅稿件十分费神,“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说的就是文学的评判没有统一的标准,稿件采用与否,编辑,主编,总编依次要写明审读意见,不能简单地说好与不好,好在哪,不好在哪都要有态度有说法。稿件量是呈金字塔状送审的,底 

我插队由农村返城,进了工厂,当年算是一步登天。农民当了两年,工人干了六年,业余时间写了篇小说,幸运的发表了,那年月能发表小说,比今天任何网红都更加网红。我的处女作《今夜月儿圆》发表七十三天后,我正式前往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报到,当时文学编辑室主任是王维玲先生,那一年他扯到看相上去了。陕西作家中看相第一的公认是作家贾平凹,声声有料,句句见血;名列第二的就是邹志安了,据说邹志安巧舌如簧,能掐会算从不失手,会让对方心服口服。作家邹志安(1946-1993)正聊到兴头上,邹志安忽然神情凝重地对我说:“小马,大哥求你个事,你能不能尽可能将王维玲总编的个人信息和我说上几句……”说实在话,在邹志安提出要求之前,我对他的相术还抱有幻想,他这一求,让我如坠五里雾中,我问:“你们看相就是这样看的?”邹志安一脸严肃地告诉我:“自古都是这么看的!”然后将相术之道云山雾罩海阔天空地神侃了半宿,我听得醉了一般,没守住底线,将我知道的总编基本情况有意无意地说了出来。后来的事情可以推测了。我的大领导总编王维玲逢人便讲陕西邹志安看相天下第一,还专门和我说了此事,并说原来他不信这个,可邹志安让人不能不信。我一看这玩笑开大了,不知如何收场,只好附和着赞美邹志安,心中却在滴血。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几次想吐露实情,将生活中的喜剧揭底再乐上一回,可看着总编善良的眼睛,宽厚的笑容,实在不知道如何开口,直到我离开中国青年出版社,直到听到邹志安先生去世,直到今日我奔赴八宝山看见我敬爱的总编静卧在鲜花丛中……总编王维玲(1932-2019)人生是有命的,还有运。我现在越来越相信这个。命是定数,邹志安命不及知天命之年;总编王维玲年届八十七,阅人无数,编书无数;他们相识于《青年文学》笔会之上便是运,讲一堂相学之课是缘份,而我在一旁参与又目睹了这一切,借势而为,顺势而成,逆势而不知所措,只是深感愧对总编,愿他老人家在九泉之下原谅我。2019年11月16日上午八宝山,我与春元(王维玲之子)入冬的北京这一天特别清冷,天空阴暗,八宝山的鲜花都是冷色的,我下车站了站,才独自走向梅厅,远远看见“缅怀王维玲”五字,没有官称,也没有世俗的称谓,两边的对联概括了他的一生,上联写:松柏气概沥金文坛成就名作辈出;下联写:云水襟怀朋友天下融汇文章等身。台阶上下三两成群的来宾都是他的亲人同事朋友。我看见春元,相拥无言;看见久别的同事,白发的白发,谢顶的谢顶,每个人都需要细细辨认一下方可打招呼。岁月最不饶人,让旧友还能相见已是上苍宽宏,许多同事已经驾鹤西归,先行一步;而此时此刻我内心只余怅然: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李贺说得真好啊,一千二百年来还有哪句寄情送别诗能超越此句?! 2019.11.17夜49岁。

 第1640篇路《总编王维玲》

1981年10月号《小说月刊》转载我的处女作 下十几位编辑,总编的工作量可想而知。每天挑灯审读对总编王维玲是家常便饭,可他什么时候都是笑呵呵,眼睛眯成一条线,不给我们一线编辑压力,但也不给我们一个松心的答案。王维玲在工作中1984年,王朔发表了《空中小姐》,接着又发表了《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这两部小说言情浪漫,风靡一时,所以王朔得了一个通俗小说作家的称谓。当时文学界对通俗小说持有偏见,认为纯文学才是正宗。《青年文学》的江湖地位仅次于《人民文学》,纯文学大旗必须死扛着。王朔几次投稿未获通审,直到《橡皮人》放在我桌上,我看了以后兴奋异常,琢磨怎么能够通审,将它刊发在《青年文学》之上。《青年文学》1986年11期我写了审读意见,很长,又与陈浩增主编交换了意见;主编说,小说是不错,可惜太长了,《青年文学》发不了。《青年文学》当时容量有限,每期规定只能发一个小中篇,字数限制在三万之内,可《橡皮人》有六万字。我当时想,好就不怕长,于是决定去总编王维玲家聊。那天下班后,我骑上自行车,备了一瓶酒,一进门就叫“王大叔”,因为我与总编的儿子春元非常熟,几乎天天见面。我在班上就叫官称总编,下班就叫大叔,以示亲切。王大叔笑咪咪地不多说话,听我一个人嘚波嘚地一通说。我有一个本事,不管熟人生人,可以一个人自己说上半天。那天晚饭一瓶酒下肚,王大叔终于吐口说,六万字对《青年文学》真是太长了,只能分两期连载;另外开篇的第一句不妥,要删去。这顿酒喝得我心花怒放,回家时一路高歌。《橡皮人》在《青年文学》1986年11、12两期连载《橡皮人》开篇第一句在当年十分出格:“一切都是从我第一次遗精开始的。”恰巧那一期《青年文学》我负责盯印厂,在三校结束后,我实在舍不掉这句很酷的开场白,就自作主张将删掉的这句话恢复了,并随手将打样寄给了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刊物《小说选刊》。那是1986年秋天,《青年文学》11月12月号破例连载,总编看了木已成舟的小说,只宽宏地说了我一句“你惹事我扛着”,这事就过去了。那时的领导多有担当啊!想想这件往事居然也过去33年了。下面的故事就像放花,《小说选刊》选载了《橡皮人》,从此王朔摘掉通俗作家的帽子;紧接着,王朔的小说集《空中小姐》出版,这是他人生的第一部小说集,三十多年前这是莫大的成就,而我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再后来,《橡皮人》改编成了《大喘气》,叶大鹰导演,谢园主演。据说这两年“橡皮人”一词又卷土重来,再度折射这个已充分麻痹的社会。王朔小说集《空中小姐》,责任编辑马未都《青年文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如日中天,每期都有好作品问世。因为每月一期,稿件需求量大,那时我们出版社有个创举,就是举办笔会,把优秀的作者集中起来,出版社出钱找地,一般都在外地,用上个把月的时间,攒一批好稿子,以解燃眉之需。左起:我、王维玲、陈浩增、周晓红(青年文学编辑)、铁凝(作家)游览祖国山水过去只能借助出差机会,我年轻时跑遍大江南北多是借笔会或组稿之机。参加笔会比外出组稿舒服些,有地方住,又管吃,大家每天神侃胡聊,个把月的相处时间,每个人的脾气秉性也都摸得差不多,这期间甚至备不住谁和谁还能好上。因为作家来自天南海北,职业五花八门,所以笔会生态特别好,各取所需。1982年青岛笔会,曲阜留影陕西有个作家叫邹志安(1946-1993),瘦高个儿,很风趣,惜英年早逝。陕西方言古老生动谐谑深刻,因此易出作家,故文学界有“陕军”之称。陕军可分为两类,一类巧言诙谐,贾平凹是其代表;另一类寡言凝重,路遥、陈忠实乃领军人物。邹志安算是前者,善说也愿说,聊天时滔滔不绝,夹杂着陕西方言中的笑料,让人忘了时间。文学陕军,前排左起:京夫、蒋金彦、邹志安、贾平凹 后排左起:路遥、徐岳、陈忠实、王蓬、王晓新大约是1984年,《青年文学》又办笔会,笔会一般都是二三十人,人多了少了都不合算。那回是我第一次见邹志安,很快就熟了。他随大溜叫我“小马”,那年月没人互称老师,真的没那么庸俗,我就是个编辑,有点儿初级生杀大权,但在年龄传统面前,我还是“小马”,不是“老师”。1984年海南笔会,摄于西沙群岛笔会期间,听说总编王维玲要来看望大家,作家们都有些兴奋。总体感觉是家长要来了。这类外出工作有领导探班的事并不多,所以作家们觉得机会来了,因为每一次笔会都有发表不了的作品,能和总编见个面喝顿酒总会有人情在,中国就是个人情社会,不讲人情一事无成。在总编到来的前一日晚上,邹志安来敲我的房门,说是和我聊聊天,瞎聊,没目的。那时住房条件差,房间小,左右各一张床顶墙,中间是个过道,邹志安进门就脱鞋上了另一张床,一副要长聊的架式。我们东扯西拉不知怎么就

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前身是开明书店,1926年由章锡琛,章锡珊兄弟在上海创办,编辑队伍阵容强大,夏丏尊,叶圣陶,丰子恺,周振甫等大家均在开明书店做过编辑。茅盾先生的《蚀》、《虹》、《子夜》;巴金先生的《家》、《春》、《秋》等,都是开明书店出版的有影响力的小说。开明书店成立二十周年时,除上海外,在北京、沈阳、南京、汉口、武昌、长沙、广州、杭州、福州,甚至台北都有分店,那时的分店都要购置房产,那摞厚厚的房产证装满一木箱子,我刚去出版社时还看见过,颇感神奇。

下十几位编辑,总编的工作量可想而知。每天挑灯审读对总编王维玲是家常便饭,可他什么时候都是笑呵呵,眼睛眯成一条线,不给我们一线编辑压力,但也不给我们一个松心的答案。王维玲在工作中1984年,王朔发表了《空中小姐》,接着又发表了《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这两部小说言情浪漫,风靡一时,所以王朔得了一个通俗小说作家的称谓。当时文学界对通俗小说持有偏见,认为纯文学才是正宗。《青年文学》的江湖地位仅次于《人民文学》,纯文学大旗必须死扛着。王朔几次投稿未获通审,直到《橡皮人》放在我桌上,我看了以后兴奋异常,琢磨怎么能够通审,将它刊发在《青年文学》之上。《青年文学》1986年11期我写了审读意见,很长,又与陈浩增主编交换了意见;主编说,小说是不错,可惜太长了,《青年文学》发不了。《青年文学》当时容量有限,每期规定只能发一个小中篇,字数限制在三万之内,可《橡皮人》有六万字。我当时想,好就不怕长,于是决定去总编王维玲家聊。那天下班后,我骑上自行车,备了一瓶酒,一进门就叫“王大叔”,因为我与总编的儿子春元非常熟,几乎天天见面。我在班上就叫官称总编,下班就叫大叔,以示亲切。王大叔笑咪咪地不多说话,听我一个人嘚波嘚地一通说。我有一个本事,不管熟人生人,可以一个人自己说上半天。那天晚饭一瓶酒下肚,王大叔终于吐口说,六万字对《青年文学》真是太长了,只能分两期连载;另外开篇的第一句不妥,要删去。这顿酒喝得我心花怒放,回家时一路高歌。《橡皮人》在《青年文学》1986年11、12两期连载《橡皮人》开篇第一句在当年十分出格:“一切都是从我第一次遗精开始的。”恰巧那一期《青年文学》我负责盯印厂,在三校结束后,我实在舍不掉这句很酷的开场白,就自作主张将删掉的这句话恢复了,并随手将打样寄给了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刊物《小说选刊》。那是1986年秋天,《青年文学》11月12月号破例连载,总编看了木已成舟的小说,只宽宏地说了我一句“你惹事我扛着”,这事就过去了。那时的领导多有担当啊!想想这件往事居然也过去33年了。下面的故事就像放花,《小说选刊》选载了《橡皮人》,从此王朔摘掉通俗作家的帽子;紧接着,王朔的小说集《空中小姐》出版,这是他人生的第一部小说集,三十多年前这是莫大的成就,而我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再后来,《橡皮人》改编成了《大喘气》,叶大鹰导演,谢园主演。据说这两年“橡皮人”一词又卷土重来,再度折射这个已充分麻痹的社会。王朔小说集《空中小姐》,责任编辑马未都《青年文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如日中天,每期都有好作品问世。因为每月一期,稿件需求量大,那时我们出版社有个创举,就是举办笔会,把优秀的作者集中起来,出版社出钱找地,一般都在外地,用上个把月的时间,攒一批好稿子,以解燃眉之需。左起:我、王维玲、陈浩增、周晓红(青年文学编辑)、铁凝(作家)游览祖国山水过去只能借助出差机会,我年轻时跑遍大江南北多是借笔会或组稿之机。参加笔会比外出组稿舒服些,有地方住,又管吃,大家每天神侃胡聊,个把月的相处时间,每个人的脾气秉性也都摸得差不多,这期间甚至备不住谁和谁还能好上。因为作家来自天南海北,职业五花八门,所以笔会生态特别好,各取所需。1982年青岛笔会,曲阜留影陕西有个作家叫邹志安(1946-1993),瘦高个儿,很风趣,惜英年早逝。陕西方言古老生动谐谑深刻,因此易出作家,故文学界有“陕军”之称。陕军可分为两类,一类巧言诙谐,贾平凹是其代表;另一类寡言凝重,路遥、陈忠实乃领军人物。邹志安算是前者,善说也愿说,聊天时滔滔不绝,夹杂着陕西方言中的笑料,让人忘了时间。文学陕军,前排左起:京夫、蒋金彦、邹志安、贾平凹 后排左起:路遥、徐岳、陈忠实、王蓬、王晓新大约是1984年,《青年文学》又办笔会,笔会一般都是二三十人,人多了少了都不合算。那回是我第一次见邹志安,很快就熟了。他随大溜叫我“小马”,那年月没人互称老师,真的没那么庸俗,我就是个编辑,有点儿初级生杀大权,但在年龄传统面前,我还是“小马”,不是“老师”。1984年海南笔会,摄于西沙群岛笔会期间,听说总编王维玲要来看望大家,作家们都有些兴奋。总体感觉是家长要来了。这类外出工作有领导探班的事并不多,所以作家们觉得机会来了,因为每一次笔会都有发表不了的作品,能和总编见个面喝顿酒总会有人情在,中国就是个人情社会,不讲人情一事无成。在总编到来的前一日晚上,邹志安来敲我的房门,说是和我聊聊天,瞎聊,没目的。那时住房条件差,房间小,左右各一张床顶墙,中间是个过道,邹志安进门就脱鞋上了另一张床,一副要长聊的架式。我们东扯西拉不知怎么就

 第1640篇路《总编王维玲》

茅盾《子夜》、巴金《家》 开明书店版

开明书店在1953扯到看相上去了。陕西作家中看相第一的公认是作家贾平凹,声声有料,句句见血;名列第二的就是邹志安了,据说邹志安巧舌如簧,能掐会算从不失手,会让对方心服口服。作家邹志安(1946-1993)正聊到兴头上,邹志安忽然神情凝重地对我说:“小马,大哥求你个事,你能不能尽可能将王维玲总编的个人信息和我说上几句……”说实在话,在邹志安提出要求之前,我对他的相术还抱有幻想,他这一求,让我如坠五里雾中,我问:“你们看相就是这样看的?”邹志安一脸严肃地告诉我:“自古都是这么看的!”然后将相术之道云山雾罩海阔天空地神侃了半宿,我听得醉了一般,没守住底线,将我知道的总编基本情况有意无意地说了出来。后来的事情可以推测了。我的大领导总编王维玲逢人便讲陕西邹志安看相天下第一,还专门和我说了此事,并说原来他不信这个,可邹志安让人不能不信。我一看这玩笑开大了,不知如何收场,只好附和着赞美邹志安,心中却在滴血。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几次想吐露实情,将生活中的喜剧揭底再乐上一回,可看着总编善良的眼睛,宽厚的笑容,实在不知道如何开口,直到我离开中国青年出版社,直到听到邹志安先生去世,直到今日我奔赴八宝山看见我敬爱的总编静卧在鲜花丛中……总编王维玲(1932-2019)人生是有命的,还有运。我现在越来越相信这个。命是定数,邹志安命不及知天命之年;总编王维玲年届八十七,阅人无数,编书无数;他们相识于《青年文学》笔会之上便是运,讲一堂相学之课是缘份,而我在一旁参与又目睹了这一切,借势而为,顺势而成,逆势而不知所措,只是深感愧对总编,愿他老人家在九泉之下原谅我。2019年11月16日上午八宝山,我与春元(王维玲之子)入冬的北京这一天特别清冷,天空阴暗,八宝山的鲜花都是冷色的,我下车站了站,才独自走向梅厅,远远看见“缅怀王维玲”五字,没有官称,也没有世俗的称谓,两边的对联概括了他的一生,上联写:松柏气概沥金文坛成就名作辈出;下联写:云水襟怀朋友天下融汇文章等身。台阶上下三两成群的来宾都是他的亲人同事朋友。我看见春元,相拥无言;看见久别的同事,白发的白发,谢顶的谢顶,每个人都需要细细辨认一下方可打招呼。岁月最不饶人,让旧友还能相见已是上苍宽宏,许多同事已经驾鹤西归,先行一步;而此时此刻我内心只余怅然: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李贺说得真好啊,一千二百年来还有哪句寄情送别诗能超越此句?! 2019.11.17夜年时更名中国青年出版社,其文学力量依然强大。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十几年红遍全国的小说《红岩》、《红日》、《红旗谱》和《创业史》就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在出版社内部统称“三红一创”。这其中有两部书《红岩》、《创业史》王维玲先生都参与其中,特别他27岁时担纲《创业史》的责任编辑,与作者柳青交往近二十年,由书及人,如家人般情深义厚。

 王维玲先生(1932-2019)我上了闹钟,怕睡过了时间,但早上没等到闹钟响就一下子醒了。看了一下表,5点53分,还不到6点。立冬已过,窗外此时漆黑一片,我躺在床上,思绪拽到三十八年前,那一年是1981年,我26岁。我插队由农村返城,进了工厂,当年算是一步登天。农民当了两年,工人干了六年,业余时间写了篇小说,幸运的发表了,那年月能发表小说,比今天任何网红都更加网红。我的处女作《今夜月儿圆》发表七十三天后,我正式前往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报到,当时文学编辑室主任是王维玲先生,那一年他49岁。1981年10月号《小说月刊》转载我的处女作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前身是开明书店,1926年由章锡琛,章锡珊兄弟在上海创办,编辑队伍阵容强大,夏丏尊,叶圣陶,丰子恺,周振甫等大家均在开明书店做过编辑。茅盾先生的《蚀》、《虹》、《子夜》;巴金先生的《家》、《春》、《秋》等,都是开明书店出版的有影响力的小说。开明书店成立二十周年时,除上海外,在北京、沈阳、南京、汉口、武昌、长沙、广州、杭州、福州,甚至台北都有分店,那时的分店都要购置房产,那摞厚厚的房产证装满一木箱子,我刚去出版社时还看见过,颇感神奇。茅盾《子夜》、巴金《家》 开明书店版开明书店在1953年时更名中国青年出版社,其文学力量依然强大。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十几年红遍全国的小说《红岩》、《红日》、《红旗谱》和《创业史》就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在出版社内部统称“三红一创”。这其中有两部书《红岩》、《创业史》王维玲先生都参与其中,特别他27岁时担纲《创业史》的责任编辑,与作者柳青交往近二十年,由书及人,如家人般情深义厚。罗广斌、杨益言《红岩》, 柳青《创业史》文学是一个社会的精神支柱。尤其在艰苦岁月中,文学如饴糖般能瞬间给人以力量。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在百年来精神最为贫瘠时代长大的,对于读文学书有着今天难以理解的渴求,继而对文学有着难以割舍的依赖。某种意义上讲,文学构成了我们这代人的精神框架,让我们从骨子里感到文学神圣。所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到了能够执笔创作的年代,千军万马都涌上了文学的独木桥,但能够抵达彼岸的少之又少,我算是幸运儿,闪转腾挪地进了文学殿堂,忝列文学编辑。1982年在泰山,左起:陈浩增、我、王维玲我进编辑室的时候,我的直接上司叫陈浩增,他是文革前的大学生,大我十五岁,这十五岁明显让我们隔成两代,他文我野,他熟我生;陈浩增的领导就是王维玲。我一个白丁,来出版社的那一年,赶上文革后高考的两届大学生还都在校读书尚未毕业,出版社青黄不接,我才能侥幸进入。当时全出版社我年龄最小,所以每天必须勤快,打开水拖地,然后再去拆解自由来稿,信马由缰地欣赏来自天南海北的投稿,每几天就会有大小不同的惊喜,那一代作家精英们都是在编辑们的手下脱颖而出,别无选择。编辑部成堆稿件和我当编辑是很辛苦的,只是当时我不觉得。每天面对海量的自由来稿,必须筛选出优质稿件,然后过五关斩六将地才能发表。那个年月不似今天,每个人可以随手将自己的作品挂在网上,可以先不论成败。那时想把自己的写作变成铅字如同彩票中彩一般,几近不可能。我们做编辑的,负责第一道筛选,按我的话说,就是趴在前沿阵地上用机枪扫射,绝大部分作品都死于机枪之下;待过了编辑这关后,主编又审一道,拿着大杆枪一枪一个地毙掉。主编会在我们的推荐意见上批复,否多成少,否定的再由我们负责退回作者,写封婉言退稿信外加鼓励,客套几乎成了套路;稿件侥幸过了主编这关,就会到了总编手里,我私下说,总编此刻掏出手枪,瞧哪个不顺眼,上去就是一枪爆头,于是乎临近成功的这篇小说倒在了最后时刻。那时中国人刚从十年禁锢中冲将出来,写小说可以说是全民爱好,有能力的写,没有能力的也写,而且创作欲望高烧不退。每天成麻袋的来稿堆积如山,让编辑们不堪重负。总编王维玲总编王维玲执掌的就是我们这么大的出版社文学编辑室最要命的一把手枪。他不仅要审阅文学编辑室的长篇小说,还要审阅我们的文学杂志《青年文学》。《青年文学》当年可是仅次于《人民文学》的杂志,中国今天尚在创作的有名的作家几乎都在《青年文学》发表过作品。我去出版社时,《青年文学》还叫《小说季刊》呢,三个月一本,以书代刊;很快文学大潮涌来,季刊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小说季刊》改刊《青年文学》,时至今日,回头一想,《青年文学》也近不惑之年了。审阅稿件十分费神,“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说的就是文学的评判没有统一的标准,稿件采用与否,编辑,主编,总编依次要写明审读意见,不能简单地说好与不好,好在哪,不好在哪都要有态度有说法。稿件量是呈金字塔状送审的,底第1640篇路《总编王维玲》

罗广斌、杨益言《红岩》, 柳青《创业史》

文学是一个社会的精神支柱。尤其在艰苦岁月中,文学如饴糖般能瞬间给人以力量。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在百年来精神最为贫瘠时代长大的,对于读文学书有着今天难以理解的渴求,继而对文学有着难以割舍的依赖。某种意义上讲,文学构成了我们这代人的精神框架,让我们从骨子里感到文学神圣。所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到了能够执笔创作的年代,千军万马都涌上了文学的独木桥,但能够抵达彼岸的少之又少,我算是幸运儿,闪转腾挪地进了文学殿堂,忝列文学编辑。

 第1640篇路《总编王维玲》

1982年在泰山,左起:陈浩增、我、王维玲

下十几位编辑,总编的工作量可想而知。每天挑灯审读对总编王维玲是家常便饭,可他什么时候都是笑呵呵,眼睛眯成一条线,不给我们一线编辑压力,但也不给我们一个松心的答案。王维玲在工作中1984年,王朔发表了《空中小姐》,接着又发表了《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这两部小说言情浪漫,风靡一时,所以王朔得了一个通俗小说作家的称谓。当时文学界对通俗小说持有偏见,认为纯文学才是正宗。《青年文学》的江湖地位仅次于《人民文学》,纯文学大旗必须死扛着。王朔几次投稿未获通审,直到《橡皮人》放在我桌上,我看了以后兴奋异常,琢磨怎么能够通审,将它刊发在《青年文学》之上。《青年文学》1986年11期我写了审读意见,很长,又与陈浩增主编交换了意见;主编说,小说是不错,可惜太长了,《青年文学》发不了。《青年文学》当时容量有限,每期规定只能发一个小中篇,字数限制在三万之内,可《橡皮人》有六万字。我当时想,好就不怕长,于是决定去总编王维玲家聊。那天下班后,我骑上自行车,备了一瓶酒,一进门就叫“王大叔”,因为我与总编的儿子春元非常熟,几乎天天见面。我在班上就叫官称总编,下班就叫大叔,以示亲切。王大叔笑咪咪地不多说话,听我一个人嘚波嘚地一通说。我有一个本事,不管熟人生人,可以一个人自己说上半天。那天晚饭一瓶酒下肚,王大叔终于吐口说,六万字对《青年文学》真是太长了,只能分两期连载;另外开篇的第一句不妥,要删去。这顿酒喝得我心花怒放,回家时一路高歌。《橡皮人》在《青年文学》1986年11、12两期连载《橡皮人》开篇第一句在当年十分出格:“一切都是从我第一次遗精开始的。”恰巧那一期《青年文学》我负责盯印厂,在三校结束后,我实在舍不掉这句很酷的开场白,就自作主张将删掉的这句话恢复了,并随手将打样寄给了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刊物《小说选刊》。那是1986年秋天,《青年文学》11月12月号破例连载,总编看了木已成舟的小说,只宽宏地说了我一句“你惹事我扛着”,这事就过去了。那时的领导多有担当啊!想想这件往事居然也过去33年了。下面的故事就像放花,《小说选刊》选载了《橡皮人》,从此王朔摘掉通俗作家的帽子;紧接着,王朔的小说集《空中小姐》出版,这是他人生的第一部小说集,三十多年前这是莫大的成就,而我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再后来,《橡皮人》改编成了《大喘气》,叶大鹰导演,谢园主演。据说这两年“橡皮人”一词又卷土重来,再度折射这个已充分麻痹的社会。王朔小说集《空中小姐》,责任编辑马未都《青年文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如日中天,每期都有好作品问世。因为每月一期,稿件需求量大,那时我们出版社有个创举,就是举办笔会,把优秀的作者集中起来,出版社出钱找地,一般都在外地,用上个把月的时间,攒一批好稿子,以解燃眉之需。左起:我、王维玲、陈浩增、周晓红(青年文学编辑)、铁凝(作家)游览祖国山水过去只能借助出差机会,我年轻时跑遍大江南北多是借笔会或组稿之机。参加笔会比外出组稿舒服些,有地方住,又管吃,大家每天神侃胡聊,个把月的相处时间,每个人的脾气秉性也都摸得差不多,这期间甚至备不住谁和谁还能好上。因为作家来自天南海北,职业五花八门,所以笔会生态特别好,各取所需。1982年青岛笔会,曲阜留影陕西有个作家叫邹志安(1946-1993),瘦高个儿,很风趣,惜英年早逝。陕西方言古老生动谐谑深刻,因此易出作家,故文学界有“陕军”之称。陕军可分为两类,一类巧言诙谐,贾平凹是其代表;另一类寡言凝重,路遥、陈忠实乃领军人物。邹志安算是前者,善说也愿说,聊天时滔滔不绝,夹杂着陕西方言中的笑料,让人忘了时间。文学陕军,前排左起:京夫、蒋金彦、邹志安、贾平凹 后排左起:路遥、徐岳、陈忠实、王蓬、王晓新大约是1984年,《青年文学》又办笔会,笔会一般都是二三十人,人多了少了都不合算。那回是我第一次见邹志安,很快就熟了。他随大溜叫我“小马”,那年月没人互称老师,真的没那么庸俗,我就是个编辑,有点儿初级生杀大权,但在年龄传统面前,我还是“小马”,不是“老师”。1984年海南笔会,摄于西沙群岛笔会期间,听说总编王维玲要来看望大家,作家们都有些兴奋。总体感觉是家长要来了。这类外出工作有领导探班的事并不多,所以作家们觉得机会来了,因为每一次笔会都有发表不了的作品,能和总编见个面喝顿酒总会有人情在,中国就是个人情社会,不讲人情一事无成。在总编到来的前一日晚上,邹志安来敲我的房门,说是和我聊聊天,瞎聊,没目的。那时住房条件差,房间小,左右各一张床顶墙,中间是个过道,邹志安进门就脱鞋上了另一张床,一副要长聊的架式。我们东扯西拉不知怎么就 我进编辑室的时候,我的直接上司叫陈浩增,他是文革前的大学生,大我十五岁,这十五岁明显让我们隔成两代,他文我野,他熟我生;陈浩增的领导就是王维玲。我一个白丁,来出版社的那一年,赶上文革后高考的两届大学生还都在校读书尚未毕业,出版社青黄不接,我才能侥幸进入。当时全出版社我年龄最小,所以每天必须勤快,打开水拖地,然后再去拆解自由来稿,信马由缰地欣赏来自天南海北的投稿,每几天就会有大小不同的惊喜,那一代作家精英们都是在编辑们的手下脱颖而出,别无选择。

 第1640篇路《总编王维玲》

编辑部成堆稿件和我 下十几位编辑,总编的工作量可想而知。每天挑灯审读对总编王维玲是家常便饭,可他什么时候都是笑呵呵,眼睛眯成一条线,不给我们一线编辑压力,但也不给我们一个松心的答案。王维玲在工作中1984年,王朔发表了《空中小姐》,接着又发表了《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这两部小说言情浪漫,风靡一时,所以王朔得了一个通俗小说作家的称谓。当时文学界对通俗小说持有偏见,认为纯文学才是正宗。《青年文学》的江湖地位仅次于《人民文学》,纯文学大旗必须死扛着。王朔几次投稿未获通审,直到《橡皮人》放在我桌上,我看了以后兴奋异常,琢磨怎么能够通审,将它刊发在《青年文学》之上。《青年文学》1986年11期我写了审读意见,很长,又与陈浩增主编交换了意见;主编说,小说是不错,可惜太长了,《青年文学》发不了。《青年文学》当时容量有限,每期规定只能发一个小中篇,字数限制在三万之内,可《橡皮人》有六万字。我当时想,好就不怕长,于是决定去总编王维玲家聊。那天下班后,我骑上自行车,备了一瓶酒,一进门就叫“王大叔”,因为我与总编的儿子春元非常熟,几乎天天见面。我在班上就叫官称总编,下班就叫大叔,以示亲切。王大叔笑咪咪地不多说话,听我一个人嘚波嘚地一通说。我有一个本事,不管熟人生人,可以一个人自己说上半天。那天晚饭一瓶酒下肚,王大叔终于吐口说,六万字对《青年文学》真是太长了,只能分两期连载;另外开篇的第一句不妥,要删去。这顿酒喝得我心花怒放,回家时一路高歌。《橡皮人》在《青年文学》1986年11、12两期连载《橡皮人》开篇第一句在当年十分出格:“一切都是从我第一次遗精开始的。”恰巧那一期《青年文学》我负责盯印厂,在三校结束后,我实在舍不掉这句很酷的开场白,就自作主张将删掉的这句话恢复了,并随手将打样寄给了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刊物《小说选刊》。那是1986年秋天,《青年文学》11月12月号破例连载,总编看了木已成舟的小说,只宽宏地说了我一句“你惹事我扛着”,这事就过去了。那时的领导多有担当啊!想想这件往事居然也过去33年了。下面的故事就像放花,《小说选刊》选载了《橡皮人》,从此王朔摘掉通俗作家的帽子;紧接着,王朔的小说集《空中小姐》出版,这是他人生的第一部小说集,三十多年前这是莫大的成就,而我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再后来,《橡皮人》改编成了《大喘气》,叶大鹰导演,谢园主演。据说这两年“橡皮人”一词又卷土重来,再度折射这个已充分麻痹的社会。王朔小说集《空中小姐》,责任编辑马未都《青年文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如日中天,每期都有好作品问世。因为每月一期,稿件需求量大,那时我们出版社有个创举,就是举办笔会,把优秀的作者集中起来,出版社出钱找地,一般都在外地,用上个把月的时间,攒一批好稿子,以解燃眉之需。左起:我、王维玲、陈浩增、周晓红(青年文学编辑)、铁凝(作家)游览祖国山水过去只能借助出差机会,我年轻时跑遍大江南北多是借笔会或组稿之机。参加笔会比外出组稿舒服些,有地方住,又管吃,大家每天神侃胡聊,个把月的相处时间,每个人的脾气秉性也都摸得差不多,这期间甚至备不住谁和谁还能好上。因为作家来自天南海北,职业五花八门,所以笔会生态特别好,各取所需。1982年青岛笔会,曲阜留影陕西有个作家叫邹志安(1946-1993),瘦高个儿,很风趣,惜英年早逝。陕西方言古老生动谐谑深刻,因此易出作家,故文学界有“陕军”之称。陕军可分为两类,一类巧言诙谐,贾平凹是其代表;另一类寡言凝重,路遥、陈忠实乃领军人物。邹志安算是前者,善说也愿说,聊天时滔滔不绝,夹杂着陕西方言中的笑料,让人忘了时间。文学陕军,前排左起:京夫、蒋金彦、邹志安、贾平凹 后排左起:路遥、徐岳、陈忠实、王蓬、王晓新大约是1984年,《青年文学》又办笔会,笔会一般都是二三十人,人多了少了都不合算。那回是我第一次见邹志安,很快就熟了。他随大溜叫我“小马”,那年月没人互称老师,真的没那么庸俗,我就是个编辑,有点儿初级生杀大权,但在年龄传统面前,我还是“小马”,不是“老师”。1984年海南笔会,摄于西沙群岛笔会期间,听说总编王维玲要来看望大家,作家们都有些兴奋。总体感觉是家长要来了。这类外出工作有领导探班的事并不多,所以作家们觉得机会来了,因为每一次笔会都有发表不了的作品,能和总编见个面喝顿酒总会有人情在,中国就是个人情社会,不讲人情一事无成。在总编到来的前一日晚上,邹志安来敲我的房门,说是和我聊聊天,瞎聊,没目的。那时住房条件差,房间小,左右各一张床顶墙,中间是个过道,邹志安进门就脱鞋上了另一张床,一副要长聊的架式。我们东扯西拉不知怎么就

当编辑是很辛苦的,只是当时我不觉得。每天面对海量的自由来稿,必须筛选出优质稿件,然后过五关斩六将地才能发表。那个年月不似今天,每个人可以随手将自己的作品挂在网上,可以先不论成败。那时想把自己的写作变成铅字如同彩票中彩一般,几近不可能。我们做编辑的,负责第一道筛选,按我的话说,就是趴在前沿阵地上用机枪扫射,绝大部分作品都死于机枪之下;待过了编辑这关后,主编又审一道,拿着大杆枪一枪一个地毙掉。主编会在我们的推荐意见上批复,否多成少,否定的再由我们负责退回作者,写封婉言退稿信外加鼓励,客套几乎成了套路;稿件侥幸过了主编这关,就会到了总编手里,我私下说,总编此刻掏出手枪,瞧哪个不顺眼,上去就是一枪爆头,于是乎临近成功的这篇小说倒在了最后时刻。那时中国人刚从十年禁锢中冲将出来,写小说可以说是全民爱好,有能力的写,没有能力的也写,而且创作欲望高烧不退。每天成麻袋的来稿堆积如山,让编辑们不堪重负。

扯到看相上去了。陕西作家中看相第一的公认是作家贾平凹,声声有料,句句见血;名列第二的就是邹志安了,据说邹志安巧舌如簧,能掐会算从不失手,会让对方心服口服。作家邹志安(1946-1993)正聊到兴头上,邹志安忽然神情凝重地对我说:“小马,大哥求你个事,你能不能尽可能将王维玲总编的个人信息和我说上几句……”说实在话,在邹志安提出要求之前,我对他的相术还抱有幻想,他这一求,让我如坠五里雾中,我问:“你们看相就是这样看的?”邹志安一脸严肃地告诉我:“自古都是这么看的!”然后将相术之道云山雾罩海阔天空地神侃了半宿,我听得醉了一般,没守住底线,将我知道的总编基本情况有意无意地说了出来。后来的事情可以推测了。我的大领导总编王维玲逢人便讲陕西邹志安看相天下第一,还专门和我说了此事,并说原来他不信这个,可邹志安让人不能不信。我一看这玩笑开大了,不知如何收场,只好附和着赞美邹志安,心中却在滴血。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几次想吐露实情,将生活中的喜剧揭底再乐上一回,可看着总编善良的眼睛,宽厚的笑容,实在不知道如何开口,直到我离开中国青年出版社,直到听到邹志安先生去世,直到今日我奔赴八宝山看见我敬爱的总编静卧在鲜花丛中……总编王维玲(1932-2019)人生是有命的,还有运。我现在越来越相信这个。命是定数,邹志安命不及知天命之年;总编王维玲年届八十七,阅人无数,编书无数;他们相识于《青年文学》笔会之上便是运,讲一堂相学之课是缘份,而我在一旁参与又目睹了这一切,借势而为,顺势而成,逆势而不知所措,只是深感愧对总编,愿他老人家在九泉之下原谅我。2019年11月16日上午八宝山,我与春元(王维玲之子)入冬的北京这一天特别清冷,天空阴暗,八宝山的鲜花都是冷色的,我下车站了站,才独自走向梅厅,远远看见“缅怀王维玲”五字,没有官称,也没有世俗的称谓,两边的对联概括了他的一生,上联写:松柏气概沥金文坛成就名作辈出;下联写:云水襟怀朋友天下融汇文章等身。台阶上下三两成群的来宾都是他的亲人同事朋友。我看见春元,相拥无言;看见久别的同事,白发的白发,谢顶的谢顶,每个人都需要细细辨认一下方可打招呼。岁月最不饶人,让旧友还能相见已是上苍宽宏,许多同事已经驾鹤西归,先行一步;而此时此刻我内心只余怅然: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李贺说得真好啊,一千二百年来还有哪句寄情送别诗能超越此句?! 2019.11.17夜

 下十几位编辑,总编的工作量可想而知。每天挑灯审读对总编王维玲是家常便饭,可他什么时候都是笑呵呵,眼睛眯成一条线,不给我们一线编辑压力,但也不给我们一个松心的答案。王维玲在工作中1984年,王朔发表了《空中小姐》,接着又发表了《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这两部小说言情浪漫,风靡一时,所以王朔得了一个通俗小说作家的称谓。当时文学界对通俗小说持有偏见,认为纯文学才是正宗。《青年文学》的江湖地位仅次于《人民文学》,纯文学大旗必须死扛着。王朔几次投稿未获通审,直到《橡皮人》放在我桌上,我看了以后兴奋异常,琢磨怎么能够通审,将它刊发在《青年文学》之上。《青年文学》1986年11期我写了审读意见,很长,又与陈浩增主编交换了意见;主编说,小说是不错,可惜太长了,《青年文学》发不了。《青年文学》当时容量有限,每期规定只能发一个小中篇,字数限制在三万之内,可《橡皮人》有六万字。我当时想,好就不怕长,于是决定去总编王维玲家聊。那天下班后,我骑上自行车,备了一瓶酒,一进门就叫“王大叔”,因为我与总编的儿子春元非常熟,几乎天天见面。我在班上就叫官称总编,下班就叫大叔,以示亲切。王大叔笑咪咪地不多说话,听我一个人嘚波嘚地一通说。我有一个本事,不管熟人生人,可以一个人自己说上半天。那天晚饭一瓶酒下肚,王大叔终于吐口说,六万字对《青年文学》真是太长了,只能分两期连载;另外开篇的第一句不妥,要删去。这顿酒喝得我心花怒放,回家时一路高歌。《橡皮人》在《青年文学》1986年11、12两期连载《橡皮人》开篇第一句在当年十分出格:“一切都是从我第一次遗精开始的。”恰巧那一期《青年文学》我负责盯印厂,在三校结束后,我实在舍不掉这句很酷的开场白,就自作主张将删掉的这句话恢复了,并随手将打样寄给了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刊物《小说选刊》。那是1986年秋天,《青年文学》11月12月号破例连载,总编看了木已成舟的小说,只宽宏地说了我一句“你惹事我扛着”,这事就过去了。那时的领导多有担当啊!想想这件往事居然也过去33年了。下面的故事就像放花,《小说选刊》选载了《橡皮人》,从此王朔摘掉通俗作家的帽子;紧接着,王朔的小说集《空中小姐》出版,这是他人生的第一部小说集,三十多年前这是莫大的成就,而我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再后来,《橡皮人》改编成了《大喘气》,叶大鹰导演,谢园主演。据说这两年“橡皮人”一词又卷土重来,再度折射这个已充分麻痹的社会。王朔小说集《空中小姐》,责任编辑马未都《青年文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如日中天,每期都有好作品问世。因为每月一期,稿件需求量大,那时我们出版社有个创举,就是举办笔会,把优秀的作者集中起来,出版社出钱找地,一般都在外地,用上个把月的时间,攒一批好稿子,以解燃眉之需。左起:我、王维玲、陈浩增、周晓红(青年文学编辑)、铁凝(作家)游览祖国山水过去只能借助出差机会,我年轻时跑遍大江南北多是借笔会或组稿之机。参加笔会比外出组稿舒服些,有地方住,又管吃,大家每天神侃胡聊,个把月的相处时间,每个人的脾气秉性也都摸得差不多,这期间甚至备不住谁和谁还能好上。因为作家来自天南海北,职业五花八门,所以笔会生态特别好,各取所需。1982年青岛笔会,曲阜留影陕西有个作家叫邹志安(1946-1993),瘦高个儿,很风趣,惜英年早逝。陕西方言古老生动谐谑深刻,因此易出作家,故文学界有“陕军”之称。陕军可分为两类,一类巧言诙谐,贾平凹是其代表;另一类寡言凝重,路遥、陈忠实乃领军人物。邹志安算是前者,善说也愿说,聊天时滔滔不绝,夹杂着陕西方言中的笑料,让人忘了时间。文学陕军,前排左起:京夫、蒋金彦、邹志安、贾平凹 后排左起:路遥、徐岳、陈忠实、王蓬、王晓新大约是1984年,《青年文学》又办笔会,笔会一般都是二三十人,人多了少了都不合算。那回是我第一次见邹志安,很快就熟了。他随大溜叫我“小马”,那年月没人互称老师,真的没那么庸俗,我就是个编辑,有点儿初级生杀大权,但在年龄传统面前,我还是“小马”,不是“老师”。1984年海南笔会,摄于西沙群岛笔会期间,听说总编王维玲要来看望大家,作家们都有些兴奋。总体感觉是家长要来了。这类外出工作有领导探班的事并不多,所以作家们觉得机会来了,因为每一次笔会都有发表不了的作品,能和总编见个面喝顿酒总会有人情在,中国就是个人情社会,不讲人情一事无成。在总编到来的前一日晚上,邹志安来敲我的房门,说是和我聊聊天,瞎聊,没目的。那时住房条件差,房间小,左右各一张床顶墙,中间是个过道,邹志安进门就脱鞋上了另一张床,一副要长聊的架式。我们东扯西拉不知怎么就第1640篇路《总编王维玲》

总编王维玲
扯到看相上去了。陕西作家中看相第一的公认是作家贾平凹,声声有料,句句见血;名列第二的就是邹志安了,据说邹志安巧舌如簧,能掐会算从不失手,会让对方心服口服。作家邹志安(1946-1993)正聊到兴头上,邹志安忽然神情凝重地对我说:“小马,大哥求你个事,你能不能尽可能将王维玲总编的个人信息和我说上几句……”说实在话,在邹志安提出要求之前,我对他的相术还抱有幻想,他这一求,让我如坠五里雾中,我问:“你们看相就是这样看的?”邹志安一脸严肃地告诉我:“自古都是这么看的!”然后将相术之道云山雾罩海阔天空地神侃了半宿,我听得醉了一般,没守住底线,将我知道的总编基本情况有意无意地说了出来。后来的事情可以推测了。我的大领导总编王维玲逢人便讲陕西邹志安看相天下第一,还专门和我说了此事,并说原来他不信这个,可邹志安让人不能不信。我一看这玩笑开大了,不知如何收场,只好附和着赞美邹志安,心中却在滴血。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几次想吐露实情,将生活中的喜剧揭底再乐上一回,可看着总编善良的眼睛,宽厚的笑容,实在不知道如何开口,直到我离开中国青年出版社,直到听到邹志安先生去世,直到今日我奔赴八宝山看见我敬爱的总编静卧在鲜花丛中……总编王维玲(1932-2019)人生是有命的,还有运。我现在越来越相信这个。命是定数,邹志安命不及知天命之年;总编王维玲年届八十七,阅人无数,编书无数;他们相识于《青年文学》笔会之上便是运,讲一堂相学之课是缘份,而我在一旁参与又目睹了这一切,借势而为,顺势而成,逆势而不知所措,只是深感愧对总编,愿他老人家在九泉之下原谅我。2019年11月16日上午八宝山,我与春元(王维玲之子)入冬的北京这一天特别清冷,天空阴暗,八宝山的鲜花都是冷色的,我下车站了站,才独自走向梅厅,远远看见“缅怀王维玲”五字,没有官称,也没有世俗的称谓,两边的对联概括了他的一生,上联写:松柏气概沥金文坛成就名作辈出;下联写:云水襟怀朋友天下融汇文章等身。台阶上下三两成群的来宾都是他的亲人同事朋友。我看见春元,相拥无言;看见久别的同事,白发的白发,谢顶的谢顶,每个人都需要细细辨认一下方可打招呼。岁月最不饶人,让旧友还能相见已是上苍宽宏,许多同事已经驾鹤西归,先行一步;而此时此刻我内心只余怅然: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李贺说得真好啊,一千二百年来还有哪句寄情送别诗能超越此句?! 2019.11.17夜

总编王维玲执掌的就是我们这么大的出版社文学编辑室最要命的一把手枪。他不仅要审阅文学编辑室的长篇小说,还要审阅我们的文学杂志《青年文学》。《青年文学》当年可是仅次于《人民文学》的杂志,中国今天尚在创作的有名的作家几乎都在《青年文学》发表过作品。我去出版社时,《青年文学》还叫《小说季刊》呢,三个月一本,以书代刊;很快文学大潮涌来,季刊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小说季刊》改刊《青年文学》,时至今日,回头一想,《青年文学》也近不惑之年了。

 

审阅稿件十分费神,“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说的就是文学的评判没有统一的标准,稿件采用与否,编辑,主编,总编依次要写明审读意见,不能简单地说好与不好,好在哪,不好在哪都要有态度有说法。稿件量是呈金字塔状送审的,底下十几位编辑,总编的工作量可想而知。每天挑灯审读对总编王维玲是家常便饭,可他什么时候都是笑呵呵,眼睛眯成一条线,不给我们一线编辑压力,但也不给我们一个松心的答案。

王维玲先生(1932-2019)我上了闹钟,怕睡过了时间,但早上没等到闹钟响就一下子醒了。看了一下表,5点53分,还不到6点。立冬已过,窗外此时漆黑一片,我躺在床上,思绪拽到三十八年前,那一年是1981年,我26岁。我插队由农村返城,进了工厂,当年算是一步登天。农民当了两年,工人干了六年,业余时间写了篇小说,幸运的发表了,那年月能发表小说,比今天任何网红都更加网红。我的处女作《今夜月儿圆》发表七十三天后,我正式前往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报到,当时文学编辑室主任是王维玲先生,那一年他49岁。1981年10月号《小说月刊》转载我的处女作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前身是开明书店,1926年由章锡琛,章锡珊兄弟在上海创办,编辑队伍阵容强大,夏丏尊,叶圣陶,丰子恺,周振甫等大家均在开明书店做过编辑。茅盾先生的《蚀》、《虹》、《子夜》;巴金先生的《家》、《春》、《秋》等,都是开明书店出版的有影响力的小说。开明书店成立二十周年时,除上海外,在北京、沈阳、南京、汉口、武昌、长沙、广州、杭州、福州,甚至台北都有分店,那时的分店都要购置房产,那摞厚厚的房产证装满一木箱子,我刚去出版社时还看见过,颇感神奇。茅盾《子夜》、巴金《家》 开明书店版开明书店在1953年时更名中国青年出版社,其文学力量依然强大。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十几年红遍全国的小说《红岩》、《红日》、《红旗谱》和《创业史》就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在出版社内部统称“三红一创”。这其中有两部书《红岩》、《创业史》王维玲先生都参与其中,特别他27岁时担纲《创业史》的责任编辑,与作者柳青交往近二十年,由书及人,如家人般情深义厚。罗广斌、杨益言《红岩》, 柳青《创业史》文学是一个社会的精神支柱。尤其在艰苦岁月中,文学如饴糖般能瞬间给人以力量。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在百年来精神最为贫瘠时代长大的,对于读文学书有着今天难以理解的渴求,继而对文学有着难以割舍的依赖。某种意义上讲,文学构成了我们这代人的精神框架,让我们从骨子里感到文学神圣。所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到了能够执笔创作的年代,千军万马都涌上了文学的独木桥,但能够抵达彼岸的少之又少,我算是幸运儿,闪转腾挪地进了文学殿堂,忝列文学编辑。1982年在泰山,左起:陈浩增、我、王维玲我进编辑室的时候,我的直接上司叫陈浩增,他是文革前的大学生,大我十五岁,这十五岁明显让我们隔成两代,他文我野,他熟我生;陈浩增的领导就是王维玲。我一个白丁,来出版社的那一年,赶上文革后高考的两届大学生还都在校读书尚未毕业,出版社青黄不接,我才能侥幸进入。当时全出版社我年龄最小,所以每天必须勤快,打开水拖地,然后再去拆解自由来稿,信马由缰地欣赏来自天南海北的投稿,每几天就会有大小不同的惊喜,那一代作家精英们都是在编辑们的手下脱颖而出,别无选择。编辑部成堆稿件和我当编辑是很辛苦的,只是当时我不觉得。每天面对海量的自由来稿,必须筛选出优质稿件,然后过五关斩六将地才能发表。那个年月不似今天,每个人可以随手将自己的作品挂在网上,可以先不论成败。那时想把自己的写作变成铅字如同彩票中彩一般,几近不可能。我们做编辑的,负责第一道筛选,按我的话说,就是趴在前沿阵地上用机枪扫射,绝大部分作品都死于机枪之下;待过了编辑这关后,主编又审一道,拿着大杆枪一枪一个地毙掉。主编会在我们的推荐意见上批复,否多成少,否定的再由我们负责退回作者,写封婉言退稿信外加鼓励,客套几乎成了套路;稿件侥幸过了主编这关,就会到了总编手里,我私下说,总编此刻掏出手枪,瞧哪个不顺眼,上去就是一枪爆头,于是乎临近成功的这篇小说倒在了最后时刻。那时中国人刚从十年禁锢中冲将出来,写小说可以说是全民爱好,有能力的写,没有能力的也写,而且创作欲望高烧不退。每天成麻袋的来稿堆积如山,让编辑们不堪重负。总编王维玲总编王维玲执掌的就是我们这么大的出版社文学编辑室最要命的一把手枪。他不仅要审阅文学编辑室的长篇小说,还要审阅我们的文学杂志《青年文学》。《青年文学》当年可是仅次于《人民文学》的杂志,中国今天尚在创作的有名的作家几乎都在《青年文学》发表过作品。我去出版社时,《青年文学》还叫《小说季刊》呢,三个月一本,以书代刊;很快文学大潮涌来,季刊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小说季刊》改刊《青年文学》,时至今日,回头一想,《青年文学》也近不惑之年了。审阅稿件十分费神,“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说的就是文学的评判没有统一的标准,稿件采用与否,编辑,主编,总编依次要写明审读意见,不能简单地说好与不好,好在哪,不好在哪都要有态度有说法。稿件量是呈金字塔状送审的,底

 下十几位编辑,总编的工作量可想而知。每天挑灯审读对总编王维玲是家常便饭,可他什么时候都是笑呵呵,眼睛眯成一条线,不给我们一线编辑压力,但也不给我们一个松心的答案。王维玲在工作中1984年,王朔发表了《空中小姐》,接着又发表了《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这两部小说言情浪漫,风靡一时,所以王朔得了一个通俗小说作家的称谓。当时文学界对通俗小说持有偏见,认为纯文学才是正宗。《青年文学》的江湖地位仅次于《人民文学》,纯文学大旗必须死扛着。王朔几次投稿未获通审,直到《橡皮人》放在我桌上,我看了以后兴奋异常,琢磨怎么能够通审,将它刊发在《青年文学》之上。《青年文学》1986年11期我写了审读意见,很长,又与陈浩增主编交换了意见;主编说,小说是不错,可惜太长了,《青年文学》发不了。《青年文学》当时容量有限,每期规定只能发一个小中篇,字数限制在三万之内,可《橡皮人》有六万字。我当时想,好就不怕长,于是决定去总编王维玲家聊。那天下班后,我骑上自行车,备了一瓶酒,一进门就叫“王大叔”,因为我与总编的儿子春元非常熟,几乎天天见面。我在班上就叫官称总编,下班就叫大叔,以示亲切。王大叔笑咪咪地不多说话,听我一个人嘚波嘚地一通说。我有一个本事,不管熟人生人,可以一个人自己说上半天。那天晚饭一瓶酒下肚,王大叔终于吐口说,六万字对《青年文学》真是太长了,只能分两期连载;另外开篇的第一句不妥,要删去。这顿酒喝得我心花怒放,回家时一路高歌。《橡皮人》在《青年文学》1986年11、12两期连载《橡皮人》开篇第一句在当年十分出格:“一切都是从我第一次遗精开始的。”恰巧那一期《青年文学》我负责盯印厂,在三校结束后,我实在舍不掉这句很酷的开场白,就自作主张将删掉的这句话恢复了,并随手将打样寄给了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刊物《小说选刊》。那是1986年秋天,《青年文学》11月12月号破例连载,总编看了木已成舟的小说,只宽宏地说了我一句“你惹事我扛着”,这事就过去了。那时的领导多有担当啊!想想这件往事居然也过去33年了。下面的故事就像放花,《小说选刊》选载了《橡皮人》,从此王朔摘掉通俗作家的帽子;紧接着,王朔的小说集《空中小姐》出版,这是他人生的第一部小说集,三十多年前这是莫大的成就,而我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再后来,《橡皮人》改编成了《大喘气》,叶大鹰导演,谢园主演。据说这两年“橡皮人”一词又卷土重来,再度折射这个已充分麻痹的社会。王朔小说集《空中小姐》,责任编辑马未都《青年文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如日中天,每期都有好作品问世。因为每月一期,稿件需求量大,那时我们出版社有个创举,就是举办笔会,把优秀的作者集中起来,出版社出钱找地,一般都在外地,用上个把月的时间,攒一批好稿子,以解燃眉之需。左起:我、王维玲、陈浩增、周晓红(青年文学编辑)、铁凝(作家)游览祖国山水过去只能借助出差机会,我年轻时跑遍大江南北多是借笔会或组稿之机。参加笔会比外出组稿舒服些,有地方住,又管吃,大家每天神侃胡聊,个把月的相处时间,每个人的脾气秉性也都摸得差不多,这期间甚至备不住谁和谁还能好上。因为作家来自天南海北,职业五花八门,所以笔会生态特别好,各取所需。1982年青岛笔会,曲阜留影陕西有个作家叫邹志安(1946-1993),瘦高个儿,很风趣,惜英年早逝。陕西方言古老生动谐谑深刻,因此易出作家,故文学界有“陕军”之称。陕军可分为两类,一类巧言诙谐,贾平凹是其代表;另一类寡言凝重,路遥、陈忠实乃领军人物。邹志安算是前者,善说也愿说,聊天时滔滔不绝,夹杂着陕西方言中的笑料,让人忘了时间。文学陕军,前排左起:京夫、蒋金彦、邹志安、贾平凹 后排左起:路遥、徐岳、陈忠实、王蓬、王晓新大约是1984年,《青年文学》又办笔会,笔会一般都是二三十人,人多了少了都不合算。那回是我第一次见邹志安,很快就熟了。他随大溜叫我“小马”,那年月没人互称老师,真的没那么庸俗,我就是个编辑,有点儿初级生杀大权,但在年龄传统面前,我还是“小马”,不是“老师”。1984年海南笔会,摄于西沙群岛笔会期间,听说总编王维玲要来看望大家,作家们都有些兴奋。总体感觉是家长要来了。这类外出工作有领导探班的事并不多,所以作家们觉得机会来了,因为每一次笔会都有发表不了的作品,能和总编见个面喝顿酒总会有人情在,中国就是个人情社会,不讲人情一事无成。在总编到来的前一日晚上,邹志安来敲我的房门,说是和我聊聊天,瞎聊,没目的。那时住房条件差,房间小,左右各一张床顶墙,中间是个过道,邹志安进门就脱鞋上了另一张床,一副要长聊的架式。我们东扯西拉不知怎么就第1640篇路《总编王维玲》

王维玲在工作中
扯到看相上去了。陕西作家中看相第一的公认是作家贾平凹,声声有料,句句见血;名列第二的就是邹志安了,据说邹志安巧舌如簧,能掐会算从不失手,会让对方心服口服。作家邹志安(1946-1993)正聊到兴头上,邹志安忽然神情凝重地对我说:“小马,大哥求你个事,你能不能尽可能将王维玲总编的个人信息和我说上几句……”说实在话,在邹志安提出要求之前,我对他的相术还抱有幻想,他这一求,让我如坠五里雾中,我问:“你们看相就是这样看的?”邹志安一脸严肃地告诉我:“自古都是这么看的!”然后将相术之道云山雾罩海阔天空地神侃了半宿,我听得醉了一般,没守住底线,将我知道的总编基本情况有意无意地说了出来。后来的事情可以推测了。我的大领导总编王维玲逢人便讲陕西邹志安看相天下第一,还专门和我说了此事,并说原来他不信这个,可邹志安让人不能不信。我一看这玩笑开大了,不知如何收场,只好附和着赞美邹志安,心中却在滴血。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几次想吐露实情,将生活中的喜剧揭底再乐上一回,可看着总编善良的眼睛,宽厚的笑容,实在不知道如何开口,直到我离开中国青年出版社,直到听到邹志安先生去世,直到今日我奔赴八宝山看见我敬爱的总编静卧在鲜花丛中……总编王维玲(1932-2019)人生是有命的,还有运。我现在越来越相信这个。命是定数,邹志安命不及知天命之年;总编王维玲年届八十七,阅人无数,编书无数;他们相识于《青年文学》笔会之上便是运,讲一堂相学之课是缘份,而我在一旁参与又目睹了这一切,借势而为,顺势而成,逆势而不知所措,只是深感愧对总编,愿他老人家在九泉之下原谅我。2019年11月16日上午八宝山,我与春元(王维玲之子)入冬的北京这一天特别清冷,天空阴暗,八宝山的鲜花都是冷色的,我下车站了站,才独自走向梅厅,远远看见“缅怀王维玲”五字,没有官称,也没有世俗的称谓,两边的对联概括了他的一生,上联写:松柏气概沥金文坛成就名作辈出;下联写:云水襟怀朋友天下融汇文章等身。台阶上下三两成群的来宾都是他的亲人同事朋友。我看见春元,相拥无言;看见久别的同事,白发的白发,谢顶的谢顶,每个人都需要细细辨认一下方可打招呼。岁月最不饶人,让旧友还能相见已是上苍宽宏,许多同事已经驾鹤西归,先行一步;而此时此刻我内心只余怅然: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李贺说得真好啊,一千二百年来还有哪句寄情送别诗能超越此句?! 2019.11.17夜

1984年,王朔发表了《空中小姐》,接着又发表了《一半是火焰王维玲先生(1932-2019)我上了闹钟,怕睡过了时间,但早上没等到闹钟响就一下子醒了。看了一下表,5点53分,还不到6点。立冬已过,窗外此时漆黑一片,我躺在床上,思绪拽到三十八年前,那一年是1981年,我26岁。我插队由农村返城,进了工厂,当年算是一步登天。农民当了两年,工人干了六年,业余时间写了篇小说,幸运的发表了,那年月能发表小说,比今天任何网红都更加网红。我的处女作《今夜月儿圆》发表七十三天后,我正式前往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报到,当时文学编辑室主任是王维玲先生,那一年他49岁。1981年10月号《小说月刊》转载我的处女作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前身是开明书店,1926年由章锡琛,章锡珊兄弟在上海创办,编辑队伍阵容强大,夏丏尊,叶圣陶,丰子恺,周振甫等大家均在开明书店做过编辑。茅盾先生的《蚀》、《虹》、《子夜》;巴金先生的《家》、《春》、《秋》等,都是开明书店出版的有影响力的小说。开明书店成立二十周年时,除上海外,在北京、沈阳、南京、汉口、武昌、长沙、广州、杭州、福州,甚至台北都有分店,那时的分店都要购置房产,那摞厚厚的房产证装满一木箱子,我刚去出版社时还看见过,颇感神奇。茅盾《子夜》、巴金《家》 开明书店版开明书店在1953年时更名中国青年出版社,其文学力量依然强大。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十几年红遍全国的小说《红岩》、《红日》、《红旗谱》和《创业史》就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在出版社内部统称“三红一创”。这其中有两部书《红岩》、《创业史》王维玲先生都参与其中,特别他27岁时担纲《创业史》的责任编辑,与作者柳青交往近二十年,由书及人,如家人般情深义厚。罗广斌、杨益言《红岩》, 柳青《创业史》文学是一个社会的精神支柱。尤其在艰苦岁月中,文学如饴糖般能瞬间给人以力量。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在百年来精神最为贫瘠时代长大的,对于读文学书有着今天难以理解的渴求,继而对文学有着难以割舍的依赖。某种意义上讲,文学构成了我们这代人的精神框架,让我们从骨子里感到文学神圣。所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到了能够执笔创作的年代,千军万马都涌上了文学的独木桥,但能够抵达彼岸的少之又少,我算是幸运儿,闪转腾挪地进了文学殿堂,忝列文学编辑。1982年在泰山,左起:陈浩增、我、王维玲我进编辑室的时候,我的直接上司叫陈浩增,他是文革前的大学生,大我十五岁,这十五岁明显让我们隔成两代,他文我野,他熟我生;陈浩增的领导就是王维玲。我一个白丁,来出版社的那一年,赶上文革后高考的两届大学生还都在校读书尚未毕业,出版社青黄不接,我才能侥幸进入。当时全出版社我年龄最小,所以每天必须勤快,打开水拖地,然后再去拆解自由来稿,信马由缰地欣赏来自天南海北的投稿,每几天就会有大小不同的惊喜,那一代作家精英们都是在编辑们的手下脱颖而出,别无选择。编辑部成堆稿件和我当编辑是很辛苦的,只是当时我不觉得。每天面对海量的自由来稿,必须筛选出优质稿件,然后过五关斩六将地才能发表。那个年月不似今天,每个人可以随手将自己的作品挂在网上,可以先不论成败。那时想把自己的写作变成铅字如同彩票中彩一般,几近不可能。我们做编辑的,负责第一道筛选,按我的话说,就是趴在前沿阵地上用机枪扫射,绝大部分作品都死于机枪之下;待过了编辑这关后,主编又审一道,拿着大杆枪一枪一个地毙掉。主编会在我们的推荐意见上批复,否多成少,否定的再由我们负责退回作者,写封婉言退稿信外加鼓励,客套几乎成了套路;稿件侥幸过了主编这关,就会到了总编手里,我私下说,总编此刻掏出手枪,瞧哪个不顺眼,上去就是一枪爆头,于是乎临近成功的这篇小说倒在了最后时刻。那时中国人刚从十年禁锢中冲将出来,写小说可以说是全民爱好,有能力的写,没有能力的也写,而且创作欲望高烧不退。每天成麻袋的来稿堆积如山,让编辑们不堪重负。总编王维玲总编王维玲执掌的就是我们这么大的出版社文学编辑室最要命的一把手枪。他不仅要审阅文学编辑室的长篇小说,还要审阅我们的文学杂志《青年文学》。《青年文学》当年可是仅次于《人民文学》的杂志,中国今天尚在创作的有名的作家几乎都在《青年文学》发表过作品。我去出版社时,《青年文学》还叫《小说季刊》呢,三个月一本,以书代刊;很快文学大潮涌来,季刊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小说季刊》改刊《青年文学》,时至今日,回头一想,《青年文学》也近不惑之年了。审阅稿件十分费神,“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说的就是文学的评判没有统一的标准,稿件采用与否,编辑,主编,总编依次要写明审读意见,不能简单地说好与不好,好在哪,不好在哪都要有态度有说法。稿件量是呈金字塔状送审的,底一半是海水》,这两部小说言情浪漫,风靡一时,所以王朔得了一个通俗小说作家的称谓。当时文学界对通俗小说持有偏见,认为纯文学才是正宗。《青年文学》的江湖地位仅次于《人民文学》,纯文学大旗必须死扛着。王朔几次投稿未获通审,直到《橡皮人》放在我桌上,我看了以后兴奋异常,琢磨怎么能够通审,将它刊发在《青年文学》之上。

 第1640篇路《总编王维玲》

《青年文学》1986年11期

我写了审读意见,很长,又与陈浩增主编交换了意见;主编说,小说是不错,可惜太长了,《青年文学》发不了。《青年文学》当时容量有限,每期规定只能发一个小中篇,字数限制在三万之内,可《橡皮人》有六万字。我当时想,好就不怕长,于是决定去总编王维玲家聊。那天下班后,我骑上自行车,备了一瓶酒,一进门就叫“王大叔”,因为我与总编的儿子春元非常熟,几乎天天见面。我在班上就叫官称总编,下班就叫大叔,以示亲切。王大叔笑咪咪地不多说话,听我一个人嘚波嘚地一通说。我有一个本事,不管熟人生人,可以一个人自己说上半天。那天晚饭一瓶酒下肚,王大叔终于吐口说,六万字对《青年文学》真是太长了,只能分两期连载;另外开篇的第一句不妥,要删去。这顿酒喝得我心花怒放,回家时一路高歌。

王维玲先生(1932-2019)我上了闹钟,怕睡过了时间,但早上没等到闹钟响就一下子醒了。看了一下表,5点53分,还不到6点。立冬已过,窗外此时漆黑一片,我躺在床上,思绪拽到三十八年前,那一年是1981年,我26岁。我插队由农村返城,进了工厂,当年算是一步登天。农民当了两年,工人干了六年,业余时间写了篇小说,幸运的发表了,那年月能发表小说,比今天任何网红都更加网红。我的处女作《今夜月儿圆》发表七十三天后,我正式前往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报到,当时文学编辑室主任是王维玲先生,那一年他49岁。1981年10月号《小说月刊》转载我的处女作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前身是开明书店,1926年由章锡琛,章锡珊兄弟在上海创办,编辑队伍阵容强大,夏丏尊,叶圣陶,丰子恺,周振甫等大家均在开明书店做过编辑。茅盾先生的《蚀》、《虹》、《子夜》;巴金先生的《家》、《春》、《秋》等,都是开明书店出版的有影响力的小说。开明书店成立二十周年时,除上海外,在北京、沈阳、南京、汉口、武昌、长沙、广州、杭州、福州,甚至台北都有分店,那时的分店都要购置房产,那摞厚厚的房产证装满一木箱子,我刚去出版社时还看见过,颇感神奇。茅盾《子夜》、巴金《家》 开明书店版开明书店在1953年时更名中国青年出版社,其文学力量依然强大。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十几年红遍全国的小说《红岩》、《红日》、《红旗谱》和《创业史》就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在出版社内部统称“三红一创”。这其中有两部书《红岩》、《创业史》王维玲先生都参与其中,特别他27岁时担纲《创业史》的责任编辑,与作者柳青交往近二十年,由书及人,如家人般情深义厚。罗广斌、杨益言《红岩》, 柳青《创业史》文学是一个社会的精神支柱。尤其在艰苦岁月中,文学如饴糖般能瞬间给人以力量。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在百年来精神最为贫瘠时代长大的,对于读文学书有着今天难以理解的渴求,继而对文学有着难以割舍的依赖。某种意义上讲,文学构成了我们这代人的精神框架,让我们从骨子里感到文学神圣。所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到了能够执笔创作的年代,千军万马都涌上了文学的独木桥,但能够抵达彼岸的少之又少,我算是幸运儿,闪转腾挪地进了文学殿堂,忝列文学编辑。1982年在泰山,左起:陈浩增、我、王维玲我进编辑室的时候,我的直接上司叫陈浩增,他是文革前的大学生,大我十五岁,这十五岁明显让我们隔成两代,他文我野,他熟我生;陈浩增的领导就是王维玲。我一个白丁,来出版社的那一年,赶上文革后高考的两届大学生还都在校读书尚未毕业,出版社青黄不接,我才能侥幸进入。当时全出版社我年龄最小,所以每天必须勤快,打开水拖地,然后再去拆解自由来稿,信马由缰地欣赏来自天南海北的投稿,每几天就会有大小不同的惊喜,那一代作家精英们都是在编辑们的手下脱颖而出,别无选择。编辑部成堆稿件和我当编辑是很辛苦的,只是当时我不觉得。每天面对海量的自由来稿,必须筛选出优质稿件,然后过五关斩六将地才能发表。那个年月不似今天,每个人可以随手将自己的作品挂在网上,可以先不论成败。那时想把自己的写作变成铅字如同彩票中彩一般,几近不可能。我们做编辑的,负责第一道筛选,按我的话说,就是趴在前沿阵地上用机枪扫射,绝大部分作品都死于机枪之下;待过了编辑这关后,主编又审一道,拿着大杆枪一枪一个地毙掉。主编会在我们的推荐意见上批复,否多成少,否定的再由我们负责退回作者,写封婉言退稿信外加鼓励,客套几乎成了套路;稿件侥幸过了主编这关,就会到了总编手里,我私下说,总编此刻掏出手枪,瞧哪个不顺眼,上去就是一枪爆头,于是乎临近成功的这篇小说倒在了最后时刻。那时中国人刚从十年禁锢中冲将出来,写小说可以说是全民爱好,有能力的写,没有能力的也写,而且创作欲望高烧不退。每天成麻袋的来稿堆积如山,让编辑们不堪重负。总编王维玲总编王维玲执掌的就是我们这么大的出版社文学编辑室最要命的一把手枪。他不仅要审阅文学编辑室的长篇小说,还要审阅我们的文学杂志《青年文学》。《青年文学》当年可是仅次于《人民文学》的杂志,中国今天尚在创作的有名的作家几乎都在《青年文学》发表过作品。我去出版社时,《青年文学》还叫《小说季刊》呢,三个月一本,以书代刊;很快文学大潮涌来,季刊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小说季刊》改刊《青年文学》,时至今日,回头一想,《青年文学》也近不惑之年了。审阅稿件十分费神,“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说的就是文学的评判没有统一的标准,稿件采用与否,编辑,主编,总编依次要写明审读意见,不能简单地说好与不好,好在哪,不好在哪都要有态度有说法。稿件量是呈金字塔状送审的,底第1640篇路《总编王维玲》
《橡皮人》在《青年文学》1986年11、12两期连载

 

《橡皮人》开篇第一句在当年十分出格:“一切都是从我第一次遗精开始的。”恰巧那一期《青年文学》我负责盯印厂,在三校结束后,我实在舍不掉这句很酷的开场白,就自作主张将删掉的这句话恢复了,并随手将打样寄给了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刊物《小说选刊》。那是1986扯到看相上去了。陕西作家中看相第一的公认是作家贾平凹,声声有料,句句见血;名列第二的就是邹志安了,据说邹志安巧舌如簧,能掐会算从不失手,会让对方心服口服。作家邹志安(1946-1993)正聊到兴头上,邹志安忽然神情凝重地对我说:“小马,大哥求你个事,你能不能尽可能将王维玲总编的个人信息和我说上几句……”说实在话,在邹志安提出要求之前,我对他的相术还抱有幻想,他这一求,让我如坠五里雾中,我问:“你们看相就是这样看的?”邹志安一脸严肃地告诉我:“自古都是这么看的!”然后将相术之道云山雾罩海阔天空地神侃了半宿,我听得醉了一般,没守住底线,将我知道的总编基本情况有意无意地说了出来。后来的事情可以推测了。我的大领导总编王维玲逢人便讲陕西邹志安看相天下第一,还专门和我说了此事,并说原来他不信这个,可邹志安让人不能不信。我一看这玩笑开大了,不知如何收场,只好附和着赞美邹志安,心中却在滴血。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几次想吐露实情,将生活中的喜剧揭底再乐上一回,可看着总编善良的眼睛,宽厚的笑容,实在不知道如何开口,直到我离开中国青年出版社,直到听到邹志安先生去世,直到今日我奔赴八宝山看见我敬爱的总编静卧在鲜花丛中……总编王维玲(1932-2019)人生是有命的,还有运。我现在越来越相信这个。命是定数,邹志安命不及知天命之年;总编王维玲年届八十七,阅人无数,编书无数;他们相识于《青年文学》笔会之上便是运,讲一堂相学之课是缘份,而我在一旁参与又目睹了这一切,借势而为,顺势而成,逆势而不知所措,只是深感愧对总编,愿他老人家在九泉之下原谅我。2019年11月16日上午八宝山,我与春元(王维玲之子)入冬的北京这一天特别清冷,天空阴暗,八宝山的鲜花都是冷色的,我下车站了站,才独自走向梅厅,远远看见“缅怀王维玲”五字,没有官称,也没有世俗的称谓,两边的对联概括了他的一生,上联写:松柏气概沥金文坛成就名作辈出;下联写:云水襟怀朋友天下融汇文章等身。台阶上下三两成群的来宾都是他的亲人同事朋友。我看见春元,相拥无言;看见久别的同事,白发的白发,谢顶的谢顶,每个人都需要细细辨认一下方可打招呼。岁月最不饶人,让旧友还能相见已是上苍宽宏,许多同事已经驾鹤西归,先行一步;而此时此刻我内心只余怅然: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李贺说得真好啊,一千二百年来还有哪句寄情送别诗能超越此句?! 2019.11.17夜年秋天,《青年文学》1112月号破例连载,总编看了木已成舟的小说,只宽宏地说了我一句“你惹事我扛着”,这事就过去了。那时的领导多有担当啊!想想这件往事居然也过去扯到看相上去了。陕西作家中看相第一的公认是作家贾平凹,声声有料,句句见血;名列第二的就是邹志安了,据说邹志安巧舌如簧,能掐会算从不失手,会让对方心服口服。作家邹志安(1946-1993)正聊到兴头上,邹志安忽然神情凝重地对我说:“小马,大哥求你个事,你能不能尽可能将王维玲总编的个人信息和我说上几句……”说实在话,在邹志安提出要求之前,我对他的相术还抱有幻想,他这一求,让我如坠五里雾中,我问:“你们看相就是这样看的?”邹志安一脸严肃地告诉我:“自古都是这么看的!”然后将相术之道云山雾罩海阔天空地神侃了半宿,我听得醉了一般,没守住底线,将我知道的总编基本情况有意无意地说了出来。后来的事情可以推测了。我的大领导总编王维玲逢人便讲陕西邹志安看相天下第一,还专门和我说了此事,并说原来他不信这个,可邹志安让人不能不信。我一看这玩笑开大了,不知如何收场,只好附和着赞美邹志安,心中却在滴血。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几次想吐露实情,将生活中的喜剧揭底再乐上一回,可看着总编善良的眼睛,宽厚的笑容,实在不知道如何开口,直到我离开中国青年出版社,直到听到邹志安先生去世,直到今日我奔赴八宝山看见我敬爱的总编静卧在鲜花丛中……总编王维玲(1932-2019)人生是有命的,还有运。我现在越来越相信这个。命是定数,邹志安命不及知天命之年;总编王维玲年届八十七,阅人无数,编书无数;他们相识于《青年文学》笔会之上便是运,讲一堂相学之课是缘份,而我在一旁参与又目睹了这一切,借势而为,顺势而成,逆势而不知所措,只是深感愧对总编,愿他老人家在九泉之下原谅我。2019年11月16日上午八宝山,我与春元(王维玲之子)入冬的北京这一天特别清冷,天空阴暗,八宝山的鲜花都是冷色的,我下车站了站,才独自走向梅厅,远远看见“缅怀王维玲”五字,没有官称,也没有世俗的称谓,两边的对联概括了他的一生,上联写:松柏气概沥金文坛成就名作辈出;下联写:云水襟怀朋友天下融汇文章等身。台阶上下三两成群的来宾都是他的亲人同事朋友。我看见春元,相拥无言;看见久别的同事,白发的白发,谢顶的谢顶,每个人都需要细细辨认一下方可打招呼。岁月最不饶人,让旧友还能相见已是上苍宽宏,许多同事已经驾鹤西归,先行一步;而此时此刻我内心只余怅然: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李贺说得真好啊,一千二百年来还有哪句寄情送别诗能超越此句?! 2019.11.17夜33年了。

 

下面的故事就像放花,《小说选刊》选载了《橡皮人》,从此王朔摘掉通俗作家的帽子;紧接着,王朔的小说集《空中小姐》出版,这是他人生的第一部小说集,三十多年前这是莫大的成就,而我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再后来,《橡皮人》改编成了《大喘气》,叶大鹰导演,谢园主演。据说这两年“橡皮人”一词又卷土重来,再度折射这个已充分麻痹的社会。

扯到看相上去了。陕西作家中看相第一的公认是作家贾平凹,声声有料,句句见血;名列第二的就是邹志安了,据说邹志安巧舌如簧,能掐会算从不失手,会让对方心服口服。作家邹志安(1946-1993)正聊到兴头上,邹志安忽然神情凝重地对我说:“小马,大哥求你个事,你能不能尽可能将王维玲总编的个人信息和我说上几句……”说实在话,在邹志安提出要求之前,我对他的相术还抱有幻想,他这一求,让我如坠五里雾中,我问:“你们看相就是这样看的?”邹志安一脸严肃地告诉我:“自古都是这么看的!”然后将相术之道云山雾罩海阔天空地神侃了半宿,我听得醉了一般,没守住底线,将我知道的总编基本情况有意无意地说了出来。后来的事情可以推测了。我的大领导总编王维玲逢人便讲陕西邹志安看相天下第一,还专门和我说了此事,并说原来他不信这个,可邹志安让人不能不信。我一看这玩笑开大了,不知如何收场,只好附和着赞美邹志安,心中却在滴血。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几次想吐露实情,将生活中的喜剧揭底再乐上一回,可看着总编善良的眼睛,宽厚的笑容,实在不知道如何开口,直到我离开中国青年出版社,直到听到邹志安先生去世,直到今日我奔赴八宝山看见我敬爱的总编静卧在鲜花丛中……总编王维玲(1932-2019)人生是有命的,还有运。我现在越来越相信这个。命是定数,邹志安命不及知天命之年;总编王维玲年届八十七,阅人无数,编书无数;他们相识于《青年文学》笔会之上便是运,讲一堂相学之课是缘份,而我在一旁参与又目睹了这一切,借势而为,顺势而成,逆势而不知所措,只是深感愧对总编,愿他老人家在九泉之下原谅我。2019年11月16日上午八宝山,我与春元(王维玲之子)入冬的北京这一天特别清冷,天空阴暗,八宝山的鲜花都是冷色的,我下车站了站,才独自走向梅厅,远远看见“缅怀王维玲”五字,没有官称,也没有世俗的称谓,两边的对联概括了他的一生,上联写:松柏气概沥金文坛成就名作辈出;下联写:云水襟怀朋友天下融汇文章等身。台阶上下三两成群的来宾都是他的亲人同事朋友。我看见春元,相拥无言;看见久别的同事,白发的白发,谢顶的谢顶,每个人都需要细细辨认一下方可打招呼。岁月最不饶人,让旧友还能相见已是上苍宽宏,许多同事已经驾鹤西归,先行一步;而此时此刻我内心只余怅然: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李贺说得真好啊,一千二百年来还有哪句寄情送别诗能超越此句?! 2019.11.17夜第1640篇路《总编王维玲》
王朔小说集《空中小姐》,责任编辑马未都  王维玲先生(1932-2019)我上了闹钟,怕睡过了时间,但早上没等到闹钟响就一下子醒了。看了一下表,5点53分,还不到6点。立冬已过,窗外此时漆黑一片,我躺在床上,思绪拽到三十八年前,那一年是1981年,我26岁。我插队由农村返城,进了工厂,当年算是一步登天。农民当了两年,工人干了六年,业余时间写了篇小说,幸运的发表了,那年月能发表小说,比今天任何网红都更加网红。我的处女作《今夜月儿圆》发表七十三天后,我正式前往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报到,当时文学编辑室主任是王维玲先生,那一年他49岁。1981年10月号《小说月刊》转载我的处女作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前身是开明书店,1926年由章锡琛,章锡珊兄弟在上海创办,编辑队伍阵容强大,夏丏尊,叶圣陶,丰子恺,周振甫等大家均在开明书店做过编辑。茅盾先生的《蚀》、《虹》、《子夜》;巴金先生的《家》、《春》、《秋》等,都是开明书店出版的有影响力的小说。开明书店成立二十周年时,除上海外,在北京、沈阳、南京、汉口、武昌、长沙、广州、杭州、福州,甚至台北都有分店,那时的分店都要购置房产,那摞厚厚的房产证装满一木箱子,我刚去出版社时还看见过,颇感神奇。茅盾《子夜》、巴金《家》 开明书店版开明书店在1953年时更名中国青年出版社,其文学力量依然强大。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十几年红遍全国的小说《红岩》、《红日》、《红旗谱》和《创业史》就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在出版社内部统称“三红一创”。这其中有两部书《红岩》、《创业史》王维玲先生都参与其中,特别他27岁时担纲《创业史》的责任编辑,与作者柳青交往近二十年,由书及人,如家人般情深义厚。罗广斌、杨益言《红岩》, 柳青《创业史》文学是一个社会的精神支柱。尤其在艰苦岁月中,文学如饴糖般能瞬间给人以力量。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在百年来精神最为贫瘠时代长大的,对于读文学书有着今天难以理解的渴求,继而对文学有着难以割舍的依赖。某种意义上讲,文学构成了我们这代人的精神框架,让我们从骨子里感到文学神圣。所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到了能够执笔创作的年代,千军万马都涌上了文学的独木桥,但能够抵达彼岸的少之又少,我算是幸运儿,闪转腾挪地进了文学殿堂,忝列文学编辑。1982年在泰山,左起:陈浩增、我、王维玲我进编辑室的时候,我的直接上司叫陈浩增,他是文革前的大学生,大我十五岁,这十五岁明显让我们隔成两代,他文我野,他熟我生;陈浩增的领导就是王维玲。我一个白丁,来出版社的那一年,赶上文革后高考的两届大学生还都在校读书尚未毕业,出版社青黄不接,我才能侥幸进入。当时全出版社我年龄最小,所以每天必须勤快,打开水拖地,然后再去拆解自由来稿,信马由缰地欣赏来自天南海北的投稿,每几天就会有大小不同的惊喜,那一代作家精英们都是在编辑们的手下脱颖而出,别无选择。编辑部成堆稿件和我当编辑是很辛苦的,只是当时我不觉得。每天面对海量的自由来稿,必须筛选出优质稿件,然后过五关斩六将地才能发表。那个年月不似今天,每个人可以随手将自己的作品挂在网上,可以先不论成败。那时想把自己的写作变成铅字如同彩票中彩一般,几近不可能。我们做编辑的,负责第一道筛选,按我的话说,就是趴在前沿阵地上用机枪扫射,绝大部分作品都死于机枪之下;待过了编辑这关后,主编又审一道,拿着大杆枪一枪一个地毙掉。主编会在我们的推荐意见上批复,否多成少,否定的再由我们负责退回作者,写封婉言退稿信外加鼓励,客套几乎成了套路;稿件侥幸过了主编这关,就会到了总编手里,我私下说,总编此刻掏出手枪,瞧哪个不顺眼,上去就是一枪爆头,于是乎临近成功的这篇小说倒在了最后时刻。那时中国人刚从十年禁锢中冲将出来,写小说可以说是全民爱好,有能力的写,没有能力的也写,而且创作欲望高烧不退。每天成麻袋的来稿堆积如山,让编辑们不堪重负。总编王维玲总编王维玲执掌的就是我们这么大的出版社文学编辑室最要命的一把手枪。他不仅要审阅文学编辑室的长篇小说,还要审阅我们的文学杂志《青年文学》。《青年文学》当年可是仅次于《人民文学》的杂志,中国今天尚在创作的有名的作家几乎都在《青年文学》发表过作品。我去出版社时,《青年文学》还叫《小说季刊》呢,三个月一本,以书代刊;很快文学大潮涌来,季刊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小说季刊》改刊《青年文学》,时至今日,回头一想,《青年文学》也近不惑之年了。审阅稿件十分费神,“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说的就是文学的评判没有统一的标准,稿件采用与否,编辑,主编,总编依次要写明审读意见,不能简单地说好与不好,好在哪,不好在哪都要有态度有说法。稿件量是呈金字塔状送审的,底

下十几位编辑,总编的工作量可想而知。每天挑灯审读对总编王维玲是家常便饭,可他什么时候都是笑呵呵,眼睛眯成一条线,不给我们一线编辑压力,但也不给我们一个松心的答案。王维玲在工作中1984年,王朔发表了《空中小姐》,接着又发表了《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这两部小说言情浪漫,风靡一时,所以王朔得了一个通俗小说作家的称谓。当时文学界对通俗小说持有偏见,认为纯文学才是正宗。《青年文学》的江湖地位仅次于《人民文学》,纯文学大旗必须死扛着。王朔几次投稿未获通审,直到《橡皮人》放在我桌上,我看了以后兴奋异常,琢磨怎么能够通审,将它刊发在《青年文学》之上。《青年文学》1986年11期我写了审读意见,很长,又与陈浩增主编交换了意见;主编说,小说是不错,可惜太长了,《青年文学》发不了。《青年文学》当时容量有限,每期规定只能发一个小中篇,字数限制在三万之内,可《橡皮人》有六万字。我当时想,好就不怕长,于是决定去总编王维玲家聊。那天下班后,我骑上自行车,备了一瓶酒,一进门就叫“王大叔”,因为我与总编的儿子春元非常熟,几乎天天见面。我在班上就叫官称总编,下班就叫大叔,以示亲切。王大叔笑咪咪地不多说话,听我一个人嘚波嘚地一通说。我有一个本事,不管熟人生人,可以一个人自己说上半天。那天晚饭一瓶酒下肚,王大叔终于吐口说,六万字对《青年文学》真是太长了,只能分两期连载;另外开篇的第一句不妥,要删去。这顿酒喝得我心花怒放,回家时一路高歌。《橡皮人》在《青年文学》1986年11、12两期连载《橡皮人》开篇第一句在当年十分出格:“一切都是从我第一次遗精开始的。”恰巧那一期《青年文学》我负责盯印厂,在三校结束后,我实在舍不掉这句很酷的开场白,就自作主张将删掉的这句话恢复了,并随手将打样寄给了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刊物《小说选刊》。那是1986年秋天,《青年文学》11月12月号破例连载,总编看了木已成舟的小说,只宽宏地说了我一句“你惹事我扛着”,这事就过去了。那时的领导多有担当啊!想想这件往事居然也过去33年了。下面的故事就像放花,《小说选刊》选载了《橡皮人》,从此王朔摘掉通俗作家的帽子;紧接着,王朔的小说集《空中小姐》出版,这是他人生的第一部小说集,三十多年前这是莫大的成就,而我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再后来,《橡皮人》改编成了《大喘气》,叶大鹰导演,谢园主演。据说这两年“橡皮人”一词又卷土重来,再度折射这个已充分麻痹的社会。王朔小说集《空中小姐》,责任编辑马未都《青年文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如日中天,每期都有好作品问世。因为每月一期,稿件需求量大,那时我们出版社有个创举,就是举办笔会,把优秀的作者集中起来,出版社出钱找地,一般都在外地,用上个把月的时间,攒一批好稿子,以解燃眉之需。左起:我、王维玲、陈浩增、周晓红(青年文学编辑)、铁凝(作家)游览祖国山水过去只能借助出差机会,我年轻时跑遍大江南北多是借笔会或组稿之机。参加笔会比外出组稿舒服些,有地方住,又管吃,大家每天神侃胡聊,个把月的相处时间,每个人的脾气秉性也都摸得差不多,这期间甚至备不住谁和谁还能好上。因为作家来自天南海北,职业五花八门,所以笔会生态特别好,各取所需。1982年青岛笔会,曲阜留影陕西有个作家叫邹志安(1946-1993),瘦高个儿,很风趣,惜英年早逝。陕西方言古老生动谐谑深刻,因此易出作家,故文学界有“陕军”之称。陕军可分为两类,一类巧言诙谐,贾平凹是其代表;另一类寡言凝重,路遥、陈忠实乃领军人物。邹志安算是前者,善说也愿说,聊天时滔滔不绝,夹杂着陕西方言中的笑料,让人忘了时间。文学陕军,前排左起:京夫、蒋金彦、邹志安、贾平凹 后排左起:路遥、徐岳、陈忠实、王蓬、王晓新大约是1984年,《青年文学》又办笔会,笔会一般都是二三十人,人多了少了都不合算。那回是我第一次见邹志安,很快就熟了。他随大溜叫我“小马”,那年月没人互称老师,真的没那么庸俗,我就是个编辑,有点儿初级生杀大权,但在年龄传统面前,我还是“小马”,不是“老师”。1984年海南笔会,摄于西沙群岛笔会期间,听说总编王维玲要来看望大家,作家们都有些兴奋。总体感觉是家长要来了。这类外出工作有领导探班的事并不多,所以作家们觉得机会来了,因为每一次笔会都有发表不了的作品,能和总编见个面喝顿酒总会有人情在,中国就是个人情社会,不讲人情一事无成。在总编到来的前一日晚上,邹志安来敲我的房门,说是和我聊聊天,瞎聊,没目的。那时住房条件差,房间小,左右各一张床顶墙,中间是个过道,邹志安进门就脱鞋上了另一张床,一副要长聊的架式。我们东扯西拉不知怎么就 《青年文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如日中天,每期都有好作品问世。因为每月一期,稿件需求量大,那时我们出版社有个创举,就是举办笔会,把优秀的作者集中起来,出版社出钱找地,一般都在外地,用上个把月的时间,攒一批好稿子,以解燃眉之需。

 第1640篇路《总编王维玲》

左起:我、王维玲、陈浩增、周晓红(青年文学编辑)、铁凝(作家)

游览祖国山水过去只能借助出差机会,我年轻时跑遍大江南北多是借笔会或组稿之机。参加笔会比外出组稿舒服些,有地方住,又管吃,大家每天神侃胡聊,个把月的相处时间,每个人的脾气秉性也都摸得差不多,这期间甚至备不住谁和谁还能好上。因为作家来自天南海北,职业五花八门,所以笔会生态特别好,各取所需。

王维玲先生(1932-2019)我上了闹钟,怕睡过了时间,但早上没等到闹钟响就一下子醒了。看了一下表,5点53分,还不到6点。立冬已过,窗外此时漆黑一片,我躺在床上,思绪拽到三十八年前,那一年是1981年,我26岁。我插队由农村返城,进了工厂,当年算是一步登天。农民当了两年,工人干了六年,业余时间写了篇小说,幸运的发表了,那年月能发表小说,比今天任何网红都更加网红。我的处女作《今夜月儿圆》发表七十三天后,我正式前往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报到,当时文学编辑室主任是王维玲先生,那一年他49岁。1981年10月号《小说月刊》转载我的处女作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前身是开明书店,1926年由章锡琛,章锡珊兄弟在上海创办,编辑队伍阵容强大,夏丏尊,叶圣陶,丰子恺,周振甫等大家均在开明书店做过编辑。茅盾先生的《蚀》、《虹》、《子夜》;巴金先生的《家》、《春》、《秋》等,都是开明书店出版的有影响力的小说。开明书店成立二十周年时,除上海外,在北京、沈阳、南京、汉口、武昌、长沙、广州、杭州、福州,甚至台北都有分店,那时的分店都要购置房产,那摞厚厚的房产证装满一木箱子,我刚去出版社时还看见过,颇感神奇。茅盾《子夜》、巴金《家》 开明书店版开明书店在1953年时更名中国青年出版社,其文学力量依然强大。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十几年红遍全国的小说《红岩》、《红日》、《红旗谱》和《创业史》就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在出版社内部统称“三红一创”。这其中有两部书《红岩》、《创业史》王维玲先生都参与其中,特别他27岁时担纲《创业史》的责任编辑,与作者柳青交往近二十年,由书及人,如家人般情深义厚。罗广斌、杨益言《红岩》, 柳青《创业史》文学是一个社会的精神支柱。尤其在艰苦岁月中,文学如饴糖般能瞬间给人以力量。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在百年来精神最为贫瘠时代长大的,对于读文学书有着今天难以理解的渴求,继而对文学有着难以割舍的依赖。某种意义上讲,文学构成了我们这代人的精神框架,让我们从骨子里感到文学神圣。所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到了能够执笔创作的年代,千军万马都涌上了文学的独木桥,但能够抵达彼岸的少之又少,我算是幸运儿,闪转腾挪地进了文学殿堂,忝列文学编辑。1982年在泰山,左起:陈浩增、我、王维玲我进编辑室的时候,我的直接上司叫陈浩增,他是文革前的大学生,大我十五岁,这十五岁明显让我们隔成两代,他文我野,他熟我生;陈浩增的领导就是王维玲。我一个白丁,来出版社的那一年,赶上文革后高考的两届大学生还都在校读书尚未毕业,出版社青黄不接,我才能侥幸进入。当时全出版社我年龄最小,所以每天必须勤快,打开水拖地,然后再去拆解自由来稿,信马由缰地欣赏来自天南海北的投稿,每几天就会有大小不同的惊喜,那一代作家精英们都是在编辑们的手下脱颖而出,别无选择。编辑部成堆稿件和我当编辑是很辛苦的,只是当时我不觉得。每天面对海量的自由来稿,必须筛选出优质稿件,然后过五关斩六将地才能发表。那个年月不似今天,每个人可以随手将自己的作品挂在网上,可以先不论成败。那时想把自己的写作变成铅字如同彩票中彩一般,几近不可能。我们做编辑的,负责第一道筛选,按我的话说,就是趴在前沿阵地上用机枪扫射,绝大部分作品都死于机枪之下;待过了编辑这关后,主编又审一道,拿着大杆枪一枪一个地毙掉。主编会在我们的推荐意见上批复,否多成少,否定的再由我们负责退回作者,写封婉言退稿信外加鼓励,客套几乎成了套路;稿件侥幸过了主编这关,就会到了总编手里,我私下说,总编此刻掏出手枪,瞧哪个不顺眼,上去就是一枪爆头,于是乎临近成功的这篇小说倒在了最后时刻。那时中国人刚从十年禁锢中冲将出来,写小说可以说是全民爱好,有能力的写,没有能力的也写,而且创作欲望高烧不退。每天成麻袋的来稿堆积如山,让编辑们不堪重负。总编王维玲总编王维玲执掌的就是我们这么大的出版社文学编辑室最要命的一把手枪。他不仅要审阅文学编辑室的长篇小说,还要审阅我们的文学杂志《青年文学》。《青年文学》当年可是仅次于《人民文学》的杂志,中国今天尚在创作的有名的作家几乎都在《青年文学》发表过作品。我去出版社时,《青年文学》还叫《小说季刊》呢,三个月一本,以书代刊;很快文学大潮涌来,季刊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小说季刊》改刊《青年文学》,时至今日,回头一想,《青年文学》也近不惑之年了。审阅稿件十分费神,“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说的就是文学的评判没有统一的标准,稿件采用与否,编辑,主编,总编依次要写明审读意见,不能简单地说好与不好,好在哪,不好在哪都要有态度有说法。稿件量是呈金字塔状送审的,底第1640篇路《总编王维玲》
1982年青岛笔会,曲阜留影 

陕西有个作家叫邹志安(1946-1993),瘦高个儿,很风趣,惜英年早逝。陕西方言古老生动谐谑深刻,因此易出作家,故文学界有“陕军”之称。陕军可分为两类,一类巧言诙谐,贾平凹是其代表;另一类寡言凝重,路遥、陈忠实乃领军人物。邹志安算是前者,善说也愿说,聊天时滔滔不绝,夹杂着陕西方言中的笑料,让人忘了时间。

下十几位编辑,总编的工作量可想而知。每天挑灯审读对总编王维玲是家常便饭,可他什么时候都是笑呵呵,眼睛眯成一条线,不给我们一线编辑压力,但也不给我们一个松心的答案。王维玲在工作中1984年,王朔发表了《空中小姐》,接着又发表了《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这两部小说言情浪漫,风靡一时,所以王朔得了一个通俗小说作家的称谓。当时文学界对通俗小说持有偏见,认为纯文学才是正宗。《青年文学》的江湖地位仅次于《人民文学》,纯文学大旗必须死扛着。王朔几次投稿未获通审,直到《橡皮人》放在我桌上,我看了以后兴奋异常,琢磨怎么能够通审,将它刊发在《青年文学》之上。《青年文学》1986年11期我写了审读意见,很长,又与陈浩增主编交换了意见;主编说,小说是不错,可惜太长了,《青年文学》发不了。《青年文学》当时容量有限,每期规定只能发一个小中篇,字数限制在三万之内,可《橡皮人》有六万字。我当时想,好就不怕长,于是决定去总编王维玲家聊。那天下班后,我骑上自行车,备了一瓶酒,一进门就叫“王大叔”,因为我与总编的儿子春元非常熟,几乎天天见面。我在班上就叫官称总编,下班就叫大叔,以示亲切。王大叔笑咪咪地不多说话,听我一个人嘚波嘚地一通说。我有一个本事,不管熟人生人,可以一个人自己说上半天。那天晚饭一瓶酒下肚,王大叔终于吐口说,六万字对《青年文学》真是太长了,只能分两期连载;另外开篇的第一句不妥,要删去。这顿酒喝得我心花怒放,回家时一路高歌。《橡皮人》在《青年文学》1986年11、12两期连载《橡皮人》开篇第一句在当年十分出格:“一切都是从我第一次遗精开始的。”恰巧那一期《青年文学》我负责盯印厂,在三校结束后,我实在舍不掉这句很酷的开场白,就自作主张将删掉的这句话恢复了,并随手将打样寄给了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刊物《小说选刊》。那是1986年秋天,《青年文学》11月12月号破例连载,总编看了木已成舟的小说,只宽宏地说了我一句“你惹事我扛着”,这事就过去了。那时的领导多有担当啊!想想这件往事居然也过去33年了。下面的故事就像放花,《小说选刊》选载了《橡皮人》,从此王朔摘掉通俗作家的帽子;紧接着,王朔的小说集《空中小姐》出版,这是他人生的第一部小说集,三十多年前这是莫大的成就,而我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再后来,《橡皮人》改编成了《大喘气》,叶大鹰导演,谢园主演。据说这两年“橡皮人”一词又卷土重来,再度折射这个已充分麻痹的社会。王朔小说集《空中小姐》,责任编辑马未都《青年文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如日中天,每期都有好作品问世。因为每月一期,稿件需求量大,那时我们出版社有个创举,就是举办笔会,把优秀的作者集中起来,出版社出钱找地,一般都在外地,用上个把月的时间,攒一批好稿子,以解燃眉之需。左起:我、王维玲、陈浩增、周晓红(青年文学编辑)、铁凝(作家)游览祖国山水过去只能借助出差机会,我年轻时跑遍大江南北多是借笔会或组稿之机。参加笔会比外出组稿舒服些,有地方住,又管吃,大家每天神侃胡聊,个把月的相处时间,每个人的脾气秉性也都摸得差不多,这期间甚至备不住谁和谁还能好上。因为作家来自天南海北,职业五花八门,所以笔会生态特别好,各取所需。1982年青岛笔会,曲阜留影陕西有个作家叫邹志安(1946-1993),瘦高个儿,很风趣,惜英年早逝。陕西方言古老生动谐谑深刻,因此易出作家,故文学界有“陕军”之称。陕军可分为两类,一类巧言诙谐,贾平凹是其代表;另一类寡言凝重,路遥、陈忠实乃领军人物。邹志安算是前者,善说也愿说,聊天时滔滔不绝,夹杂着陕西方言中的笑料,让人忘了时间。文学陕军,前排左起:京夫、蒋金彦、邹志安、贾平凹 后排左起:路遥、徐岳、陈忠实、王蓬、王晓新大约是1984年,《青年文学》又办笔会,笔会一般都是二三十人,人多了少了都不合算。那回是我第一次见邹志安,很快就熟了。他随大溜叫我“小马”,那年月没人互称老师,真的没那么庸俗,我就是个编辑,有点儿初级生杀大权,但在年龄传统面前,我还是“小马”,不是“老师”。1984年海南笔会,摄于西沙群岛笔会期间,听说总编王维玲要来看望大家,作家们都有些兴奋。总体感觉是家长要来了。这类外出工作有领导探班的事并不多,所以作家们觉得机会来了,因为每一次笔会都有发表不了的作品,能和总编见个面喝顿酒总会有人情在,中国就是个人情社会,不讲人情一事无成。在总编到来的前一日晚上,邹志安来敲我的房门,说是和我聊聊天,瞎聊,没目的。那时住房条件差,房间小,左右各一张床顶墙,中间是个过道,邹志安进门就脱鞋上了另一张床,一副要长聊的架式。我们东扯西拉不知怎么就第1640篇路《总编王维玲》
文学陕军,前排左起:京夫、蒋金彦、邹志安、贾平凹               后排左起:路遥、徐岳、陈忠实、王蓬、王晓新

 

大约是扯到看相上去了。陕西作家中看相第一的公认是作家贾平凹,声声有料,句句见血;名列第二的就是邹志安了,据说邹志安巧舌如簧,能掐会算从不失手,会让对方心服口服。作家邹志安(1946-1993)正聊到兴头上,邹志安忽然神情凝重地对我说:“小马,大哥求你个事,你能不能尽可能将王维玲总编的个人信息和我说上几句……”说实在话,在邹志安提出要求之前,我对他的相术还抱有幻想,他这一求,让我如坠五里雾中,我问:“你们看相就是这样看的?”邹志安一脸严肃地告诉我:“自古都是这么看的!”然后将相术之道云山雾罩海阔天空地神侃了半宿,我听得醉了一般,没守住底线,将我知道的总编基本情况有意无意地说了出来。后来的事情可以推测了。我的大领导总编王维玲逢人便讲陕西邹志安看相天下第一,还专门和我说了此事,并说原来他不信这个,可邹志安让人不能不信。我一看这玩笑开大了,不知如何收场,只好附和着赞美邹志安,心中却在滴血。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几次想吐露实情,将生活中的喜剧揭底再乐上一回,可看着总编善良的眼睛,宽厚的笑容,实在不知道如何开口,直到我离开中国青年出版社,直到听到邹志安先生去世,直到今日我奔赴八宝山看见我敬爱的总编静卧在鲜花丛中……总编王维玲(1932-2019)人生是有命的,还有运。我现在越来越相信这个。命是定数,邹志安命不及知天命之年;总编王维玲年届八十七,阅人无数,编书无数;他们相识于《青年文学》笔会之上便是运,讲一堂相学之课是缘份,而我在一旁参与又目睹了这一切,借势而为,顺势而成,逆势而不知所措,只是深感愧对总编,愿他老人家在九泉之下原谅我。2019年11月16日上午八宝山,我与春元(王维玲之子)入冬的北京这一天特别清冷,天空阴暗,八宝山的鲜花都是冷色的,我下车站了站,才独自走向梅厅,远远看见“缅怀王维玲”五字,没有官称,也没有世俗的称谓,两边的对联概括了他的一生,上联写:松柏气概沥金文坛成就名作辈出;下联写:云水襟怀朋友天下融汇文章等身。台阶上下三两成群的来宾都是他的亲人同事朋友。我看见春元,相拥无言;看见久别的同事,白发的白发,谢顶的谢顶,每个人都需要细细辨认一下方可打招呼。岁月最不饶人,让旧友还能相见已是上苍宽宏,许多同事已经驾鹤西归,先行一步;而此时此刻我内心只余怅然: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李贺说得真好啊,一千二百年来还有哪句寄情送别诗能超越此句?! 2019.11.17夜1984年,《青年文学》又办笔会,笔会一般都是二三十人,人多了少了都不合算。那回是我第一次见邹志安,很快就熟了。他随大溜叫我“小马”,那年月没人互称老师,真的没那么庸俗,我就是个编辑,有点儿初级生杀大权,但在年龄传统面前,我还是“小马”,不是“老师”。

王维玲先生(1932-2019)我上了闹钟,怕睡过了时间,但早上没等到闹钟响就一下子醒了。看了一下表,5点53分,还不到6点。立冬已过,窗外此时漆黑一片,我躺在床上,思绪拽到三十八年前,那一年是1981年,我26岁。我插队由农村返城,进了工厂,当年算是一步登天。农民当了两年,工人干了六年,业余时间写了篇小说,幸运的发表了,那年月能发表小说,比今天任何网红都更加网红。我的处女作《今夜月儿圆》发表七十三天后,我正式前往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报到,当时文学编辑室主任是王维玲先生,那一年他49岁。1981年10月号《小说月刊》转载我的处女作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前身是开明书店,1926年由章锡琛,章锡珊兄弟在上海创办,编辑队伍阵容强大,夏丏尊,叶圣陶,丰子恺,周振甫等大家均在开明书店做过编辑。茅盾先生的《蚀》、《虹》、《子夜》;巴金先生的《家》、《春》、《秋》等,都是开明书店出版的有影响力的小说。开明书店成立二十周年时,除上海外,在北京、沈阳、南京、汉口、武昌、长沙、广州、杭州、福州,甚至台北都有分店,那时的分店都要购置房产,那摞厚厚的房产证装满一木箱子,我刚去出版社时还看见过,颇感神奇。茅盾《子夜》、巴金《家》 开明书店版开明书店在1953年时更名中国青年出版社,其文学力量依然强大。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十几年红遍全国的小说《红岩》、《红日》、《红旗谱》和《创业史》就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在出版社内部统称“三红一创”。这其中有两部书《红岩》、《创业史》王维玲先生都参与其中,特别他27岁时担纲《创业史》的责任编辑,与作者柳青交往近二十年,由书及人,如家人般情深义厚。罗广斌、杨益言《红岩》, 柳青《创业史》文学是一个社会的精神支柱。尤其在艰苦岁月中,文学如饴糖般能瞬间给人以力量。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在百年来精神最为贫瘠时代长大的,对于读文学书有着今天难以理解的渴求,继而对文学有着难以割舍的依赖。某种意义上讲,文学构成了我们这代人的精神框架,让我们从骨子里感到文学神圣。所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到了能够执笔创作的年代,千军万马都涌上了文学的独木桥,但能够抵达彼岸的少之又少,我算是幸运儿,闪转腾挪地进了文学殿堂,忝列文学编辑。1982年在泰山,左起:陈浩增、我、王维玲我进编辑室的时候,我的直接上司叫陈浩增,他是文革前的大学生,大我十五岁,这十五岁明显让我们隔成两代,他文我野,他熟我生;陈浩增的领导就是王维玲。我一个白丁,来出版社的那一年,赶上文革后高考的两届大学生还都在校读书尚未毕业,出版社青黄不接,我才能侥幸进入。当时全出版社我年龄最小,所以每天必须勤快,打开水拖地,然后再去拆解自由来稿,信马由缰地欣赏来自天南海北的投稿,每几天就会有大小不同的惊喜,那一代作家精英们都是在编辑们的手下脱颖而出,别无选择。编辑部成堆稿件和我当编辑是很辛苦的,只是当时我不觉得。每天面对海量的自由来稿,必须筛选出优质稿件,然后过五关斩六将地才能发表。那个年月不似今天,每个人可以随手将自己的作品挂在网上,可以先不论成败。那时想把自己的写作变成铅字如同彩票中彩一般,几近不可能。我们做编辑的,负责第一道筛选,按我的话说,就是趴在前沿阵地上用机枪扫射,绝大部分作品都死于机枪之下;待过了编辑这关后,主编又审一道,拿着大杆枪一枪一个地毙掉。主编会在我们的推荐意见上批复,否多成少,否定的再由我们负责退回作者,写封婉言退稿信外加鼓励,客套几乎成了套路;稿件侥幸过了主编这关,就会到了总编手里,我私下说,总编此刻掏出手枪,瞧哪个不顺眼,上去就是一枪爆头,于是乎临近成功的这篇小说倒在了最后时刻。那时中国人刚从十年禁锢中冲将出来,写小说可以说是全民爱好,有能力的写,没有能力的也写,而且创作欲望高烧不退。每天成麻袋的来稿堆积如山,让编辑们不堪重负。总编王维玲总编王维玲执掌的就是我们这么大的出版社文学编辑室最要命的一把手枪。他不仅要审阅文学编辑室的长篇小说,还要审阅我们的文学杂志《青年文学》。《青年文学》当年可是仅次于《人民文学》的杂志,中国今天尚在创作的有名的作家几乎都在《青年文学》发表过作品。我去出版社时,《青年文学》还叫《小说季刊》呢,三个月一本,以书代刊;很快文学大潮涌来,季刊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小说季刊》改刊《青年文学》,时至今日,回头一想,《青年文学》也近不惑之年了。审阅稿件十分费神,“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说的就是文学的评判没有统一的标准,稿件采用与否,编辑,主编,总编依次要写明审读意见,不能简单地说好与不好,好在哪,不好在哪都要有态度有说法。稿件量是呈金字塔状送审的,底第1640篇路《总编王维玲》
1984年海南笔会,摄于西沙群岛
王维玲先生(1932-2019)我上了闹钟,怕睡过了时间,但早上没等到闹钟响就一下子醒了。看了一下表,5点53分,还不到6点。立冬已过,窗外此时漆黑一片,我躺在床上,思绪拽到三十八年前,那一年是1981年,我26岁。我插队由农村返城,进了工厂,当年算是一步登天。农民当了两年,工人干了六年,业余时间写了篇小说,幸运的发表了,那年月能发表小说,比今天任何网红都更加网红。我的处女作《今夜月儿圆》发表七十三天后,我正式前往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报到,当时文学编辑室主任是王维玲先生,那一年他49岁。1981年10月号《小说月刊》转载我的处女作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前身是开明书店,1926年由章锡琛,章锡珊兄弟在上海创办,编辑队伍阵容强大,夏丏尊,叶圣陶,丰子恺,周振甫等大家均在开明书店做过编辑。茅盾先生的《蚀》、《虹》、《子夜》;巴金先生的《家》、《春》、《秋》等,都是开明书店出版的有影响力的小说。开明书店成立二十周年时,除上海外,在北京、沈阳、南京、汉口、武昌、长沙、广州、杭州、福州,甚至台北都有分店,那时的分店都要购置房产,那摞厚厚的房产证装满一木箱子,我刚去出版社时还看见过,颇感神奇。茅盾《子夜》、巴金《家》 开明书店版开明书店在1953年时更名中国青年出版社,其文学力量依然强大。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十几年红遍全国的小说《红岩》、《红日》、《红旗谱》和《创业史》就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在出版社内部统称“三红一创”。这其中有两部书《红岩》、《创业史》王维玲先生都参与其中,特别他27岁时担纲《创业史》的责任编辑,与作者柳青交往近二十年,由书及人,如家人般情深义厚。罗广斌、杨益言《红岩》, 柳青《创业史》文学是一个社会的精神支柱。尤其在艰苦岁月中,文学如饴糖般能瞬间给人以力量。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在百年来精神最为贫瘠时代长大的,对于读文学书有着今天难以理解的渴求,继而对文学有着难以割舍的依赖。某种意义上讲,文学构成了我们这代人的精神框架,让我们从骨子里感到文学神圣。所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到了能够执笔创作的年代,千军万马都涌上了文学的独木桥,但能够抵达彼岸的少之又少,我算是幸运儿,闪转腾挪地进了文学殿堂,忝列文学编辑。1982年在泰山,左起:陈浩增、我、王维玲我进编辑室的时候,我的直接上司叫陈浩增,他是文革前的大学生,大我十五岁,这十五岁明显让我们隔成两代,他文我野,他熟我生;陈浩增的领导就是王维玲。我一个白丁,来出版社的那一年,赶上文革后高考的两届大学生还都在校读书尚未毕业,出版社青黄不接,我才能侥幸进入。当时全出版社我年龄最小,所以每天必须勤快,打开水拖地,然后再去拆解自由来稿,信马由缰地欣赏来自天南海北的投稿,每几天就会有大小不同的惊喜,那一代作家精英们都是在编辑们的手下脱颖而出,别无选择。编辑部成堆稿件和我当编辑是很辛苦的,只是当时我不觉得。每天面对海量的自由来稿,必须筛选出优质稿件,然后过五关斩六将地才能发表。那个年月不似今天,每个人可以随手将自己的作品挂在网上,可以先不论成败。那时想把自己的写作变成铅字如同彩票中彩一般,几近不可能。我们做编辑的,负责第一道筛选,按我的话说,就是趴在前沿阵地上用机枪扫射,绝大部分作品都死于机枪之下;待过了编辑这关后,主编又审一道,拿着大杆枪一枪一个地毙掉。主编会在我们的推荐意见上批复,否多成少,否定的再由我们负责退回作者,写封婉言退稿信外加鼓励,客套几乎成了套路;稿件侥幸过了主编这关,就会到了总编手里,我私下说,总编此刻掏出手枪,瞧哪个不顺眼,上去就是一枪爆头,于是乎临近成功的这篇小说倒在了最后时刻。那时中国人刚从十年禁锢中冲将出来,写小说可以说是全民爱好,有能力的写,没有能力的也写,而且创作欲望高烧不退。每天成麻袋的来稿堆积如山,让编辑们不堪重负。总编王维玲总编王维玲执掌的就是我们这么大的出版社文学编辑室最要命的一把手枪。他不仅要审阅文学编辑室的长篇小说,还要审阅我们的文学杂志《青年文学》。《青年文学》当年可是仅次于《人民文学》的杂志,中国今天尚在创作的有名的作家几乎都在《青年文学》发表过作品。我去出版社时,《青年文学》还叫《小说季刊》呢,三个月一本,以书代刊;很快文学大潮涌来,季刊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小说季刊》改刊《青年文学》,时至今日,回头一想,《青年文学》也近不惑之年了。审阅稿件十分费神,“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说的就是文学的评判没有统一的标准,稿件采用与否,编辑,主编,总编依次要写明审读意见,不能简单地说好与不好,好在哪,不好在哪都要有态度有说法。稿件量是呈金字塔状送审的,底

 

笔会期间,听说总编王维玲要来看望大家,作家们都有些兴奋。总体感觉是家长要来了。这类外出工作有领导探班的事并不多,所以作家们觉得机会来了,因为每一次笔会都有发表不了的作品,能和总编见个面喝顿酒总会有人情在,中国就是个人情社会,不讲人情一事无成。

 

在总编到来的前一日晚上,邹志安来敲我的房门,说是和我聊聊天,瞎聊,没目的。那时住房条件差,房间小,左右各一张床顶墙,中间是个过道,邹志安进门就脱鞋上了另一张床,一副要长聊的架式。我们东扯西拉不知怎么就扯到看相上去了。陕西作家中看相第一的公认是作家贾平凹,声声有料,句句见血;名列第二的就是邹志安了,据说邹志安巧舌如簧,能掐会算从不失手,会让对方心服口服。

王维玲先生(1932-2019)我上了闹钟,怕睡过了时间,但早上没等到闹钟响就一下子醒了。看了一下表,5点53分,还不到6点。立冬已过,窗外此时漆黑一片,我躺在床上,思绪拽到三十八年前,那一年是1981年,我26岁。我插队由农村返城,进了工厂,当年算是一步登天。农民当了两年,工人干了六年,业余时间写了篇小说,幸运的发表了,那年月能发表小说,比今天任何网红都更加网红。我的处女作《今夜月儿圆》发表七十三天后,我正式前往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报到,当时文学编辑室主任是王维玲先生,那一年他49岁。1981年10月号《小说月刊》转载我的处女作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前身是开明书店,1926年由章锡琛,章锡珊兄弟在上海创办,编辑队伍阵容强大,夏丏尊,叶圣陶,丰子恺,周振甫等大家均在开明书店做过编辑。茅盾先生的《蚀》、《虹》、《子夜》;巴金先生的《家》、《春》、《秋》等,都是开明书店出版的有影响力的小说。开明书店成立二十周年时,除上海外,在北京、沈阳、南京、汉口、武昌、长沙、广州、杭州、福州,甚至台北都有分店,那时的分店都要购置房产,那摞厚厚的房产证装满一木箱子,我刚去出版社时还看见过,颇感神奇。茅盾《子夜》、巴金《家》 开明书店版开明书店在1953年时更名中国青年出版社,其文学力量依然强大。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十几年红遍全国的小说《红岩》、《红日》、《红旗谱》和《创业史》就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在出版社内部统称“三红一创”。这其中有两部书《红岩》、《创业史》王维玲先生都参与其中,特别他27岁时担纲《创业史》的责任编辑,与作者柳青交往近二十年,由书及人,如家人般情深义厚。罗广斌、杨益言《红岩》, 柳青《创业史》文学是一个社会的精神支柱。尤其在艰苦岁月中,文学如饴糖般能瞬间给人以力量。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在百年来精神最为贫瘠时代长大的,对于读文学书有着今天难以理解的渴求,继而对文学有着难以割舍的依赖。某种意义上讲,文学构成了我们这代人的精神框架,让我们从骨子里感到文学神圣。所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到了能够执笔创作的年代,千军万马都涌上了文学的独木桥,但能够抵达彼岸的少之又少,我算是幸运儿,闪转腾挪地进了文学殿堂,忝列文学编辑。1982年在泰山,左起:陈浩增、我、王维玲我进编辑室的时候,我的直接上司叫陈浩增,他是文革前的大学生,大我十五岁,这十五岁明显让我们隔成两代,他文我野,他熟我生;陈浩增的领导就是王维玲。我一个白丁,来出版社的那一年,赶上文革后高考的两届大学生还都在校读书尚未毕业,出版社青黄不接,我才能侥幸进入。当时全出版社我年龄最小,所以每天必须勤快,打开水拖地,然后再去拆解自由来稿,信马由缰地欣赏来自天南海北的投稿,每几天就会有大小不同的惊喜,那一代作家精英们都是在编辑们的手下脱颖而出,别无选择。编辑部成堆稿件和我当编辑是很辛苦的,只是当时我不觉得。每天面对海量的自由来稿,必须筛选出优质稿件,然后过五关斩六将地才能发表。那个年月不似今天,每个人可以随手将自己的作品挂在网上,可以先不论成败。那时想把自己的写作变成铅字如同彩票中彩一般,几近不可能。我们做编辑的,负责第一道筛选,按我的话说,就是趴在前沿阵地上用机枪扫射,绝大部分作品都死于机枪之下;待过了编辑这关后,主编又审一道,拿着大杆枪一枪一个地毙掉。主编会在我们的推荐意见上批复,否多成少,否定的再由我们负责退回作者,写封婉言退稿信外加鼓励,客套几乎成了套路;稿件侥幸过了主编这关,就会到了总编手里,我私下说,总编此刻掏出手枪,瞧哪个不顺眼,上去就是一枪爆头,于是乎临近成功的这篇小说倒在了最后时刻。那时中国人刚从十年禁锢中冲将出来,写小说可以说是全民爱好,有能力的写,没有能力的也写,而且创作欲望高烧不退。每天成麻袋的来稿堆积如山,让编辑们不堪重负。总编王维玲总编王维玲执掌的就是我们这么大的出版社文学编辑室最要命的一把手枪。他不仅要审阅文学编辑室的长篇小说,还要审阅我们的文学杂志《青年文学》。《青年文学》当年可是仅次于《人民文学》的杂志,中国今天尚在创作的有名的作家几乎都在《青年文学》发表过作品。我去出版社时,《青年文学》还叫《小说季刊》呢,三个月一本,以书代刊;很快文学大潮涌来,季刊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小说季刊》改刊《青年文学》,时至今日,回头一想,《青年文学》也近不惑之年了。审阅稿件十分费神,“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说的就是文学的评判没有统一的标准,稿件采用与否,编辑,主编,总编依次要写明审读意见,不能简单地说好与不好,好在哪,不好在哪都要有态度有说法。稿件量是呈金字塔状送审的,底 第1640篇路《总编王维玲》

作家邹志安(1946-1993)下十几位编辑,总编的工作量可想而知。每天挑灯审读对总编王维玲是家常便饭,可他什么时候都是笑呵呵,眼睛眯成一条线,不给我们一线编辑压力,但也不给我们一个松心的答案。王维玲在工作中1984年,王朔发表了《空中小姐》,接着又发表了《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这两部小说言情浪漫,风靡一时,所以王朔得了一个通俗小说作家的称谓。当时文学界对通俗小说持有偏见,认为纯文学才是正宗。《青年文学》的江湖地位仅次于《人民文学》,纯文学大旗必须死扛着。王朔几次投稿未获通审,直到《橡皮人》放在我桌上,我看了以后兴奋异常,琢磨怎么能够通审,将它刊发在《青年文学》之上。《青年文学》1986年11期我写了审读意见,很长,又与陈浩增主编交换了意见;主编说,小说是不错,可惜太长了,《青年文学》发不了。《青年文学》当时容量有限,每期规定只能发一个小中篇,字数限制在三万之内,可《橡皮人》有六万字。我当时想,好就不怕长,于是决定去总编王维玲家聊。那天下班后,我骑上自行车,备了一瓶酒,一进门就叫“王大叔”,因为我与总编的儿子春元非常熟,几乎天天见面。我在班上就叫官称总编,下班就叫大叔,以示亲切。王大叔笑咪咪地不多说话,听我一个人嘚波嘚地一通说。我有一个本事,不管熟人生人,可以一个人自己说上半天。那天晚饭一瓶酒下肚,王大叔终于吐口说,六万字对《青年文学》真是太长了,只能分两期连载;另外开篇的第一句不妥,要删去。这顿酒喝得我心花怒放,回家时一路高歌。《橡皮人》在《青年文学》1986年11、12两期连载《橡皮人》开篇第一句在当年十分出格:“一切都是从我第一次遗精开始的。”恰巧那一期《青年文学》我负责盯印厂,在三校结束后,我实在舍不掉这句很酷的开场白,就自作主张将删掉的这句话恢复了,并随手将打样寄给了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刊物《小说选刊》。那是1986年秋天,《青年文学》11月12月号破例连载,总编看了木已成舟的小说,只宽宏地说了我一句“你惹事我扛着”,这事就过去了。那时的领导多有担当啊!想想这件往事居然也过去33年了。下面的故事就像放花,《小说选刊》选载了《橡皮人》,从此王朔摘掉通俗作家的帽子;紧接着,王朔的小说集《空中小姐》出版,这是他人生的第一部小说集,三十多年前这是莫大的成就,而我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再后来,《橡皮人》改编成了《大喘气》,叶大鹰导演,谢园主演。据说这两年“橡皮人”一词又卷土重来,再度折射这个已充分麻痹的社会。王朔小说集《空中小姐》,责任编辑马未都《青年文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如日中天,每期都有好作品问世。因为每月一期,稿件需求量大,那时我们出版社有个创举,就是举办笔会,把优秀的作者集中起来,出版社出钱找地,一般都在外地,用上个把月的时间,攒一批好稿子,以解燃眉之需。左起:我、王维玲、陈浩增、周晓红(青年文学编辑)、铁凝(作家)游览祖国山水过去只能借助出差机会,我年轻时跑遍大江南北多是借笔会或组稿之机。参加笔会比外出组稿舒服些,有地方住,又管吃,大家每天神侃胡聊,个把月的相处时间,每个人的脾气秉性也都摸得差不多,这期间甚至备不住谁和谁还能好上。因为作家来自天南海北,职业五花八门,所以笔会生态特别好,各取所需。1982年青岛笔会,曲阜留影陕西有个作家叫邹志安(1946-1993),瘦高个儿,很风趣,惜英年早逝。陕西方言古老生动谐谑深刻,因此易出作家,故文学界有“陕军”之称。陕军可分为两类,一类巧言诙谐,贾平凹是其代表;另一类寡言凝重,路遥、陈忠实乃领军人物。邹志安算是前者,善说也愿说,聊天时滔滔不绝,夹杂着陕西方言中的笑料,让人忘了时间。文学陕军,前排左起:京夫、蒋金彦、邹志安、贾平凹 后排左起:路遥、徐岳、陈忠实、王蓬、王晓新大约是1984年,《青年文学》又办笔会,笔会一般都是二三十人,人多了少了都不合算。那回是我第一次见邹志安,很快就熟了。他随大溜叫我“小马”,那年月没人互称老师,真的没那么庸俗,我就是个编辑,有点儿初级生杀大权,但在年龄传统面前,我还是“小马”,不是“老师”。1984年海南笔会,摄于西沙群岛笔会期间,听说总编王维玲要来看望大家,作家们都有些兴奋。总体感觉是家长要来了。这类外出工作有领导探班的事并不多,所以作家们觉得机会来了,因为每一次笔会都有发表不了的作品,能和总编见个面喝顿酒总会有人情在,中国就是个人情社会,不讲人情一事无成。在总编到来的前一日晚上,邹志安来敲我的房门,说是和我聊聊天,瞎聊,没目的。那时住房条件差,房间小,左右各一张床顶墙,中间是个过道,邹志安进门就脱鞋上了另一张床,一副要长聊的架式。我们东扯西拉不知怎么就

扯到看相上去了。陕西作家中看相第一的公认是作家贾平凹,声声有料,句句见血;名列第二的就是邹志安了,据说邹志安巧舌如簧,能掐会算从不失手,会让对方心服口服。作家邹志安(1946-1993)正聊到兴头上,邹志安忽然神情凝重地对我说:“小马,大哥求你个事,你能不能尽可能将王维玲总编的个人信息和我说上几句……”说实在话,在邹志安提出要求之前,我对他的相术还抱有幻想,他这一求,让我如坠五里雾中,我问:“你们看相就是这样看的?”邹志安一脸严肃地告诉我:“自古都是这么看的!”然后将相术之道云山雾罩海阔天空地神侃了半宿,我听得醉了一般,没守住底线,将我知道的总编基本情况有意无意地说了出来。后来的事情可以推测了。我的大领导总编王维玲逢人便讲陕西邹志安看相天下第一,还专门和我说了此事,并说原来他不信这个,可邹志安让人不能不信。我一看这玩笑开大了,不知如何收场,只好附和着赞美邹志安,心中却在滴血。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几次想吐露实情,将生活中的喜剧揭底再乐上一回,可看着总编善良的眼睛,宽厚的笑容,实在不知道如何开口,直到我离开中国青年出版社,直到听到邹志安先生去世,直到今日我奔赴八宝山看见我敬爱的总编静卧在鲜花丛中……总编王维玲(1932-2019)人生是有命的,还有运。我现在越来越相信这个。命是定数,邹志安命不及知天命之年;总编王维玲年届八十七,阅人无数,编书无数;他们相识于《青年文学》笔会之上便是运,讲一堂相学之课是缘份,而我在一旁参与又目睹了这一切,借势而为,顺势而成,逆势而不知所措,只是深感愧对总编,愿他老人家在九泉之下原谅我。2019年11月16日上午八宝山,我与春元(王维玲之子)入冬的北京这一天特别清冷,天空阴暗,八宝山的鲜花都是冷色的,我下车站了站,才独自走向梅厅,远远看见“缅怀王维玲”五字,没有官称,也没有世俗的称谓,两边的对联概括了他的一生,上联写:松柏气概沥金文坛成就名作辈出;下联写:云水襟怀朋友天下融汇文章等身。台阶上下三两成群的来宾都是他的亲人同事朋友。我看见春元,相拥无言;看见久别的同事,白发的白发,谢顶的谢顶,每个人都需要细细辨认一下方可打招呼。岁月最不饶人,让旧友还能相见已是上苍宽宏,许多同事已经驾鹤西归,先行一步;而此时此刻我内心只余怅然: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李贺说得真好啊,一千二百年来还有哪句寄情送别诗能超越此句?! 2019.11.17夜

正聊到兴头上,邹志安忽然神情凝重地对我说:“小马,大哥求你个事,你能不能尽可能将王维玲总编的个人信息和我说上几句……”说实在话,在邹志安提出要求之前,我对他的相术还抱有幻想,他这一求,让我如坠五里雾中,我问:“你们看相就是这样看的?”邹志安一脸严肃地告诉我:“自古都是这么看的!”然后将相术之道云山雾罩海阔天空地神侃了半宿,我听得醉了一般,没守住底线,将我知道的总编基本情况有意无意地说了出来。

下十几位编辑,总编的工作量可想而知。每天挑灯审读对总编王维玲是家常便饭,可他什么时候都是笑呵呵,眼睛眯成一条线,不给我们一线编辑压力,但也不给我们一个松心的答案。王维玲在工作中1984年,王朔发表了《空中小姐》,接着又发表了《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这两部小说言情浪漫,风靡一时,所以王朔得了一个通俗小说作家的称谓。当时文学界对通俗小说持有偏见,认为纯文学才是正宗。《青年文学》的江湖地位仅次于《人民文学》,纯文学大旗必须死扛着。王朔几次投稿未获通审,直到《橡皮人》放在我桌上,我看了以后兴奋异常,琢磨怎么能够通审,将它刊发在《青年文学》之上。《青年文学》1986年11期我写了审读意见,很长,又与陈浩增主编交换了意见;主编说,小说是不错,可惜太长了,《青年文学》发不了。《青年文学》当时容量有限,每期规定只能发一个小中篇,字数限制在三万之内,可《橡皮人》有六万字。我当时想,好就不怕长,于是决定去总编王维玲家聊。那天下班后,我骑上自行车,备了一瓶酒,一进门就叫“王大叔”,因为我与总编的儿子春元非常熟,几乎天天见面。我在班上就叫官称总编,下班就叫大叔,以示亲切。王大叔笑咪咪地不多说话,听我一个人嘚波嘚地一通说。我有一个本事,不管熟人生人,可以一个人自己说上半天。那天晚饭一瓶酒下肚,王大叔终于吐口说,六万字对《青年文学》真是太长了,只能分两期连载;另外开篇的第一句不妥,要删去。这顿酒喝得我心花怒放,回家时一路高歌。《橡皮人》在《青年文学》1986年11、12两期连载《橡皮人》开篇第一句在当年十分出格:“一切都是从我第一次遗精开始的。”恰巧那一期《青年文学》我负责盯印厂,在三校结束后,我实在舍不掉这句很酷的开场白,就自作主张将删掉的这句话恢复了,并随手将打样寄给了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刊物《小说选刊》。那是1986年秋天,《青年文学》11月12月号破例连载,总编看了木已成舟的小说,只宽宏地说了我一句“你惹事我扛着”,这事就过去了。那时的领导多有担当啊!想想这件往事居然也过去33年了。下面的故事就像放花,《小说选刊》选载了《橡皮人》,从此王朔摘掉通俗作家的帽子;紧接着,王朔的小说集《空中小姐》出版,这是他人生的第一部小说集,三十多年前这是莫大的成就,而我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再后来,《橡皮人》改编成了《大喘气》,叶大鹰导演,谢园主演。据说这两年“橡皮人”一词又卷土重来,再度折射这个已充分麻痹的社会。王朔小说集《空中小姐》,责任编辑马未都《青年文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如日中天,每期都有好作品问世。因为每月一期,稿件需求量大,那时我们出版社有个创举,就是举办笔会,把优秀的作者集中起来,出版社出钱找地,一般都在外地,用上个把月的时间,攒一批好稿子,以解燃眉之需。左起:我、王维玲、陈浩增、周晓红(青年文学编辑)、铁凝(作家)游览祖国山水过去只能借助出差机会,我年轻时跑遍大江南北多是借笔会或组稿之机。参加笔会比外出组稿舒服些,有地方住,又管吃,大家每天神侃胡聊,个把月的相处时间,每个人的脾气秉性也都摸得差不多,这期间甚至备不住谁和谁还能好上。因为作家来自天南海北,职业五花八门,所以笔会生态特别好,各取所需。1982年青岛笔会,曲阜留影陕西有个作家叫邹志安(1946-1993),瘦高个儿,很风趣,惜英年早逝。陕西方言古老生动谐谑深刻,因此易出作家,故文学界有“陕军”之称。陕军可分为两类,一类巧言诙谐,贾平凹是其代表;另一类寡言凝重,路遥、陈忠实乃领军人物。邹志安算是前者,善说也愿说,聊天时滔滔不绝,夹杂着陕西方言中的笑料,让人忘了时间。文学陕军,前排左起:京夫、蒋金彦、邹志安、贾平凹 后排左起:路遥、徐岳、陈忠实、王蓬、王晓新大约是1984年,《青年文学》又办笔会,笔会一般都是二三十人,人多了少了都不合算。那回是我第一次见邹志安,很快就熟了。他随大溜叫我“小马”,那年月没人互称老师,真的没那么庸俗,我就是个编辑,有点儿初级生杀大权,但在年龄传统面前,我还是“小马”,不是“老师”。1984年海南笔会,摄于西沙群岛笔会期间,听说总编王维玲要来看望大家,作家们都有些兴奋。总体感觉是家长要来了。这类外出工作有领导探班的事并不多,所以作家们觉得机会来了,因为每一次笔会都有发表不了的作品,能和总编见个面喝顿酒总会有人情在,中国就是个人情社会,不讲人情一事无成。在总编到来的前一日晚上,邹志安来敲我的房门,说是和我聊聊天,瞎聊,没目的。那时住房条件差,房间小,左右各一张床顶墙,中间是个过道,邹志安进门就脱鞋上了另一张床,一副要长聊的架式。我们东扯西拉不知怎么就

 

后来的事情可以推测了。我的大领导总编王维玲逢人便讲陕西邹志安看相天下第一,还专门和我说了此事,并说原来他不信这个,可邹志安让人不能不信。我一看这玩笑开大了,不知如何收场,只好附和着赞美邹志安,心中却在滴血。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几次想吐露实情,将生活中的喜剧揭底再乐上一回,可看着总编善良的眼睛,宽厚的笑容,实在不知道如何开口,直到我离开中国青年出版社,直到听到邹志安先生去世,直到今日我奔赴八宝山看见我敬爱的总编静卧在鲜花丛中……

第1640篇路《总编王维玲》王维玲先生(1932-2019)我上了闹钟,怕睡过了时间,但早上没等到闹钟响就一下子醒了。看了一下表,5点53分,还不到6点。立冬已过,窗外此时漆黑一片,我躺在床上,思绪拽到三十八年前,那一年是1981年,我26岁。我插队由农村返城,进了工厂,当年算是一步登天。农民当了两年,工人干了六年,业余时间写了篇小说,幸运的发表了,那年月能发表小说,比今天任何网红都更加网红。我的处女作《今夜月儿圆》发表七十三天后,我正式前往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报到,当时文学编辑室主任是王维玲先生,那一年他49岁。1981年10月号《小说月刊》转载我的处女作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前身是开明书店,1926年由章锡琛,章锡珊兄弟在上海创办,编辑队伍阵容强大,夏丏尊,叶圣陶,丰子恺,周振甫等大家均在开明书店做过编辑。茅盾先生的《蚀》、《虹》、《子夜》;巴金先生的《家》、《春》、《秋》等,都是开明书店出版的有影响力的小说。开明书店成立二十周年时,除上海外,在北京、沈阳、南京、汉口、武昌、长沙、广州、杭州、福州,甚至台北都有分店,那时的分店都要购置房产,那摞厚厚的房产证装满一木箱子,我刚去出版社时还看见过,颇感神奇。茅盾《子夜》、巴金《家》 开明书店版开明书店在1953年时更名中国青年出版社,其文学力量依然强大。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十几年红遍全国的小说《红岩》、《红日》、《红旗谱》和《创业史》就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在出版社内部统称“三红一创”。这其中有两部书《红岩》、《创业史》王维玲先生都参与其中,特别他27岁时担纲《创业史》的责任编辑,与作者柳青交往近二十年,由书及人,如家人般情深义厚。罗广斌、杨益言《红岩》, 柳青《创业史》文学是一个社会的精神支柱。尤其在艰苦岁月中,文学如饴糖般能瞬间给人以力量。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在百年来精神最为贫瘠时代长大的,对于读文学书有着今天难以理解的渴求,继而对文学有着难以割舍的依赖。某种意义上讲,文学构成了我们这代人的精神框架,让我们从骨子里感到文学神圣。所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到了能够执笔创作的年代,千军万马都涌上了文学的独木桥,但能够抵达彼岸的少之又少,我算是幸运儿,闪转腾挪地进了文学殿堂,忝列文学编辑。1982年在泰山,左起:陈浩增、我、王维玲我进编辑室的时候,我的直接上司叫陈浩增,他是文革前的大学生,大我十五岁,这十五岁明显让我们隔成两代,他文我野,他熟我生;陈浩增的领导就是王维玲。我一个白丁,来出版社的那一年,赶上文革后高考的两届大学生还都在校读书尚未毕业,出版社青黄不接,我才能侥幸进入。当时全出版社我年龄最小,所以每天必须勤快,打开水拖地,然后再去拆解自由来稿,信马由缰地欣赏来自天南海北的投稿,每几天就会有大小不同的惊喜,那一代作家精英们都是在编辑们的手下脱颖而出,别无选择。编辑部成堆稿件和我当编辑是很辛苦的,只是当时我不觉得。每天面对海量的自由来稿,必须筛选出优质稿件,然后过五关斩六将地才能发表。那个年月不似今天,每个人可以随手将自己的作品挂在网上,可以先不论成败。那时想把自己的写作变成铅字如同彩票中彩一般,几近不可能。我们做编辑的,负责第一道筛选,按我的话说,就是趴在前沿阵地上用机枪扫射,绝大部分作品都死于机枪之下;待过了编辑这关后,主编又审一道,拿着大杆枪一枪一个地毙掉。主编会在我们的推荐意见上批复,否多成少,否定的再由我们负责退回作者,写封婉言退稿信外加鼓励,客套几乎成了套路;稿件侥幸过了主编这关,就会到了总编手里,我私下说,总编此刻掏出手枪,瞧哪个不顺眼,上去就是一枪爆头,于是乎临近成功的这篇小说倒在了最后时刻。那时中国人刚从十年禁锢中冲将出来,写小说可以说是全民爱好,有能力的写,没有能力的也写,而且创作欲望高烧不退。每天成麻袋的来稿堆积如山,让编辑们不堪重负。总编王维玲总编王维玲执掌的就是我们这么大的出版社文学编辑室最要命的一把手枪。他不仅要审阅文学编辑室的长篇小说,还要审阅我们的文学杂志《青年文学》。《青年文学》当年可是仅次于《人民文学》的杂志,中国今天尚在创作的有名的作家几乎都在《青年文学》发表过作品。我去出版社时,《青年文学》还叫《小说季刊》呢,三个月一本,以书代刊;很快文学大潮涌来,季刊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小说季刊》改刊《青年文学》,时至今日,回头一想,《青年文学》也近不惑之年了。审阅稿件十分费神,“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说的就是文学的评判没有统一的标准,稿件采用与否,编辑,主编,总编依次要写明审读意见,不能简单地说好与不好,好在哪,不好在哪都要有态度有说法。稿件量是呈金字塔状送审的,底
总编王维玲(1932-2019)

王维玲先生(1932-2019)我上了闹钟,怕睡过了时间,但早上没等到闹钟响就一下子醒了。看了一下表,5点53分,还不到6点。立冬已过,窗外此时漆黑一片,我躺在床上,思绪拽到三十八年前,那一年是1981年,我26岁。我插队由农村返城,进了工厂,当年算是一步登天。农民当了两年,工人干了六年,业余时间写了篇小说,幸运的发表了,那年月能发表小说,比今天任何网红都更加网红。我的处女作《今夜月儿圆》发表七十三天后,我正式前往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报到,当时文学编辑室主任是王维玲先生,那一年他49岁。1981年10月号《小说月刊》转载我的处女作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前身是开明书店,1926年由章锡琛,章锡珊兄弟在上海创办,编辑队伍阵容强大,夏丏尊,叶圣陶,丰子恺,周振甫等大家均在开明书店做过编辑。茅盾先生的《蚀》、《虹》、《子夜》;巴金先生的《家》、《春》、《秋》等,都是开明书店出版的有影响力的小说。开明书店成立二十周年时,除上海外,在北京、沈阳、南京、汉口、武昌、长沙、广州、杭州、福州,甚至台北都有分店,那时的分店都要购置房产,那摞厚厚的房产证装满一木箱子,我刚去出版社时还看见过,颇感神奇。茅盾《子夜》、巴金《家》 开明书店版开明书店在1953年时更名中国青年出版社,其文学力量依然强大。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十几年红遍全国的小说《红岩》、《红日》、《红旗谱》和《创业史》就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在出版社内部统称“三红一创”。这其中有两部书《红岩》、《创业史》王维玲先生都参与其中,特别他27岁时担纲《创业史》的责任编辑,与作者柳青交往近二十年,由书及人,如家人般情深义厚。罗广斌、杨益言《红岩》, 柳青《创业史》文学是一个社会的精神支柱。尤其在艰苦岁月中,文学如饴糖般能瞬间给人以力量。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在百年来精神最为贫瘠时代长大的,对于读文学书有着今天难以理解的渴求,继而对文学有着难以割舍的依赖。某种意义上讲,文学构成了我们这代人的精神框架,让我们从骨子里感到文学神圣。所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到了能够执笔创作的年代,千军万马都涌上了文学的独木桥,但能够抵达彼岸的少之又少,我算是幸运儿,闪转腾挪地进了文学殿堂,忝列文学编辑。1982年在泰山,左起:陈浩增、我、王维玲我进编辑室的时候,我的直接上司叫陈浩增,他是文革前的大学生,大我十五岁,这十五岁明显让我们隔成两代,他文我野,他熟我生;陈浩增的领导就是王维玲。我一个白丁,来出版社的那一年,赶上文革后高考的两届大学生还都在校读书尚未毕业,出版社青黄不接,我才能侥幸进入。当时全出版社我年龄最小,所以每天必须勤快,打开水拖地,然后再去拆解自由来稿,信马由缰地欣赏来自天南海北的投稿,每几天就会有大小不同的惊喜,那一代作家精英们都是在编辑们的手下脱颖而出,别无选择。编辑部成堆稿件和我当编辑是很辛苦的,只是当时我不觉得。每天面对海量的自由来稿,必须筛选出优质稿件,然后过五关斩六将地才能发表。那个年月不似今天,每个人可以随手将自己的作品挂在网上,可以先不论成败。那时想把自己的写作变成铅字如同彩票中彩一般,几近不可能。我们做编辑的,负责第一道筛选,按我的话说,就是趴在前沿阵地上用机枪扫射,绝大部分作品都死于机枪之下;待过了编辑这关后,主编又审一道,拿着大杆枪一枪一个地毙掉。主编会在我们的推荐意见上批复,否多成少,否定的再由我们负责退回作者,写封婉言退稿信外加鼓励,客套几乎成了套路;稿件侥幸过了主编这关,就会到了总编手里,我私下说,总编此刻掏出手枪,瞧哪个不顺眼,上去就是一枪爆头,于是乎临近成功的这篇小说倒在了最后时刻。那时中国人刚从十年禁锢中冲将出来,写小说可以说是全民爱好,有能力的写,没有能力的也写,而且创作欲望高烧不退。每天成麻袋的来稿堆积如山,让编辑们不堪重负。总编王维玲总编王维玲执掌的就是我们这么大的出版社文学编辑室最要命的一把手枪。他不仅要审阅文学编辑室的长篇小说,还要审阅我们的文学杂志《青年文学》。《青年文学》当年可是仅次于《人民文学》的杂志,中国今天尚在创作的有名的作家几乎都在《青年文学》发表过作品。我去出版社时,《青年文学》还叫《小说季刊》呢,三个月一本,以书代刊;很快文学大潮涌来,季刊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小说季刊》改刊《青年文学》,时至今日,回头一想,《青年文学》也近不惑之年了。审阅稿件十分费神,“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说的就是文学的评判没有统一的标准,稿件采用与否,编辑,主编,总编依次要写明审读意见,不能简单地说好与不好,好在哪,不好在哪都要有态度有说法。稿件量是呈金字塔状送审的,底 

人生是有命的,还有运。我现在越来越相信这个。命是定数,邹志安命不及知天命之年;总编王维玲年届八十七,阅人无数,编书无数;他们相识于《青年文学》笔会之上便是运,讲一堂相学之课是缘份,而我在一旁参与又目睹了这一切,借势而为,顺势而成,逆势而不知所措,只是深感愧对总编,愿他老人家在九泉之下原谅我。

第1640篇路《总编王维玲》
2019年11月16日上午八宝山,我与春元(王维玲之子)扯到看相上去了。陕西作家中看相第一的公认是作家贾平凹,声声有料,句句见血;名列第二的就是邹志安了,据说邹志安巧舌如簧,能掐会算从不失手,会让对方心服口服。作家邹志安(1946-1993)正聊到兴头上,邹志安忽然神情凝重地对我说:“小马,大哥求你个事,你能不能尽可能将王维玲总编的个人信息和我说上几句……”说实在话,在邹志安提出要求之前,我对他的相术还抱有幻想,他这一求,让我如坠五里雾中,我问:“你们看相就是这样看的?”邹志安一脸严肃地告诉我:“自古都是这么看的!”然后将相术之道云山雾罩海阔天空地神侃了半宿,我听得醉了一般,没守住底线,将我知道的总编基本情况有意无意地说了出来。后来的事情可以推测了。我的大领导总编王维玲逢人便讲陕西邹志安看相天下第一,还专门和我说了此事,并说原来他不信这个,可邹志安让人不能不信。我一看这玩笑开大了,不知如何收场,只好附和着赞美邹志安,心中却在滴血。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几次想吐露实情,将生活中的喜剧揭底再乐上一回,可看着总编善良的眼睛,宽厚的笑容,实在不知道如何开口,直到我离开中国青年出版社,直到听到邹志安先生去世,直到今日我奔赴八宝山看见我敬爱的总编静卧在鲜花丛中……总编王维玲(1932-2019)人生是有命的,还有运。我现在越来越相信这个。命是定数,邹志安命不及知天命之年;总编王维玲年届八十七,阅人无数,编书无数;他们相识于《青年文学》笔会之上便是运,讲一堂相学之课是缘份,而我在一旁参与又目睹了这一切,借势而为,顺势而成,逆势而不知所措,只是深感愧对总编,愿他老人家在九泉之下原谅我。2019年11月16日上午八宝山,我与春元(王维玲之子)入冬的北京这一天特别清冷,天空阴暗,八宝山的鲜花都是冷色的,我下车站了站,才独自走向梅厅,远远看见“缅怀王维玲”五字,没有官称,也没有世俗的称谓,两边的对联概括了他的一生,上联写:松柏气概沥金文坛成就名作辈出;下联写:云水襟怀朋友天下融汇文章等身。台阶上下三两成群的来宾都是他的亲人同事朋友。我看见春元,相拥无言;看见久别的同事,白发的白发,谢顶的谢顶,每个人都需要细细辨认一下方可打招呼。岁月最不饶人,让旧友还能相见已是上苍宽宏,许多同事已经驾鹤西归,先行一步;而此时此刻我内心只余怅然: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李贺说得真好啊,一千二百年来还有哪句寄情送别诗能超越此句?! 2019.11.17夜

 

入冬的北京这一天特别清冷,天空阴暗,八宝山的鲜花都是冷色的,我下车站了站,才独自走向梅厅,远远看见“缅怀王维玲”五字,没有官称,也没有世俗的称谓,两边的对联概括了他的一生,上联写:松柏气概沥金文坛成就名作辈出;下联写:云水襟怀朋友天下融汇文章等身。台阶上下三两成群的来宾都是他的亲人同事朋友。我看见春元,相拥无言;看见久别的同事,白发的白发,谢顶的谢顶,每个人都需要细细辨认一下方可打招呼。岁月最不饶人,让旧友还能相见已是上苍宽宏,许多同事已经驾鹤西归,先行一步;而此时此刻我内心只余怅然: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李贺说得真好啊,一千二百年来还有哪句寄情送别诗能超越此句?!

扯到看相上去了。陕西作家中看相第一的公认是作家贾平凹,声声有料,句句见血;名列第二的就是邹志安了,据说邹志安巧舌如簧,能掐会算从不失手,会让对方心服口服。作家邹志安(1946-1993)正聊到兴头上,邹志安忽然神情凝重地对我说:“小马,大哥求你个事,你能不能尽可能将王维玲总编的个人信息和我说上几句……”说实在话,在邹志安提出要求之前,我对他的相术还抱有幻想,他这一求,让我如坠五里雾中,我问:“你们看相就是这样看的?”邹志安一脸严肃地告诉我:“自古都是这么看的!”然后将相术之道云山雾罩海阔天空地神侃了半宿,我听得醉了一般,没守住底线,将我知道的总编基本情况有意无意地说了出来。后来的事情可以推测了。我的大领导总编王维玲逢人便讲陕西邹志安看相天下第一,还专门和我说了此事,并说原来他不信这个,可邹志安让人不能不信。我一看这玩笑开大了,不知如何收场,只好附和着赞美邹志安,心中却在滴血。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几次想吐露实情,将生活中的喜剧揭底再乐上一回,可看着总编善良的眼睛,宽厚的笑容,实在不知道如何开口,直到我离开中国青年出版社,直到听到邹志安先生去世,直到今日我奔赴八宝山看见我敬爱的总编静卧在鲜花丛中……总编王维玲(1932-2019)人生是有命的,还有运。我现在越来越相信这个。命是定数,邹志安命不及知天命之年;总编王维玲年届八十七,阅人无数,编书无数;他们相识于《青年文学》笔会之上便是运,讲一堂相学之课是缘份,而我在一旁参与又目睹了这一切,借势而为,顺势而成,逆势而不知所措,只是深感愧对总编,愿他老人家在九泉之下原谅我。2019年11月16日上午八宝山,我与春元(王维玲之子)入冬的北京这一天特别清冷,天空阴暗,八宝山的鲜花都是冷色的,我下车站了站,才独自走向梅厅,远远看见“缅怀王维玲”五字,没有官称,也没有世俗的称谓,两边的对联概括了他的一生,上联写:松柏气概沥金文坛成就名作辈出;下联写:云水襟怀朋友天下融汇文章等身。台阶上下三两成群的来宾都是他的亲人同事朋友。我看见春元,相拥无言;看见久别的同事,白发的白发,谢顶的谢顶,每个人都需要细细辨认一下方可打招呼。岁月最不饶人,让旧友还能相见已是上苍宽宏,许多同事已经驾鹤西归,先行一步;而此时此刻我内心只余怅然: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李贺说得真好啊,一千二百年来还有哪句寄情送别诗能超越此句?! 2019.11.17夜                                                 

扯到看相上去了。陕西作家中看相第一的公认是作家贾平凹,声声有料,句句见血;名列第二的就是邹志安了,据说邹志安巧舌如簧,能掐会算从不失手,会让对方心服口服。作家邹志安(1946-1993)正聊到兴头上,邹志安忽然神情凝重地对我说:“小马,大哥求你个事,你能不能尽可能将王维玲总编的个人信息和我说上几句……”说实在话,在邹志安提出要求之前,我对他的相术还抱有幻想,他这一求,让我如坠五里雾中,我问:“你们看相就是这样看的?”邹志安一脸严肃地告诉我:“自古都是这么看的!”然后将相术之道云山雾罩海阔天空地神侃了半宿,我听得醉了一般,没守住底线,将我知道的总编基本情况有意无意地说了出来。后来的事情可以推测了。我的大领导总编王维玲逢人便讲陕西邹志安看相天下第一,还专门和我说了此事,并说原来他不信这个,可邹志安让人不能不信。我一看这玩笑开大了,不知如何收场,只好附和着赞美邹志安,心中却在滴血。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几次想吐露实情,将生活中的喜剧揭底再乐上一回,可看着总编善良的眼睛,宽厚的笑容,实在不知道如何开口,直到我离开中国青年出版社,直到听到邹志安先生去世,直到今日我奔赴八宝山看见我敬爱的总编静卧在鲜花丛中……总编王维玲(1932-2019)人生是有命的,还有运。我现在越来越相信这个。命是定数,邹志安命不及知天命之年;总编王维玲年届八十七,阅人无数,编书无数;他们相识于《青年文学》笔会之上便是运,讲一堂相学之课是缘份,而我在一旁参与又目睹了这一切,借势而为,顺势而成,逆势而不知所措,只是深感愧对总编,愿他老人家在九泉之下原谅我。2019年11月16日上午八宝山,我与春元(王维玲之子)入冬的北京这一天特别清冷,天空阴暗,八宝山的鲜花都是冷色的,我下车站了站,才独自走向梅厅,远远看见“缅怀王维玲”五字,没有官称,也没有世俗的称谓,两边的对联概括了他的一生,上联写:松柏气概沥金文坛成就名作辈出;下联写:云水襟怀朋友天下融汇文章等身。台阶上下三两成群的来宾都是他的亲人同事朋友。我看见春元,相拥无言;看见久别的同事,白发的白发,谢顶的谢顶,每个人都需要细细辨认一下方可打招呼。岁月最不饶人,让旧友还能相见已是上苍宽宏,许多同事已经驾鹤西归,先行一步;而此时此刻我内心只余怅然: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李贺说得真好啊,一千二百年来还有哪句寄情送别诗能超越此句?! 2019.11.17夜                                                                                            2019.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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